2019-08-26
西方国家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及其内在矛盾
文/唐士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自由主义与平等
平等的政治与差异的社会
可以认为,早期的自由主义既把公民的政治平等作为其社会政治秩序的基础,同时又希望尽可能地保持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差异或者说不平等,也就是说,使它们相互隔绝。为此,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秩序进行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制度安排。
这三个方面的制度安排,是一种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的关系,其中哪一方面出了问题,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秩序都会受到影响。当然,从整体上看,这三方面的制度安排给人的印象是,自由主义更倾向于防范政治平等向社会领域的扩展而非社会不平等向政治领域的浸透。这样一种倾向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毕竟平等已经成为自由主义社会政治秩序的基础,是不容颠覆的根本原则,而平等向社会领域的扩展对自由主义来说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威胁。
平等的扩展与差异的内渗
从历史的实际发展来看,西方国家政治与社会之间的这条边界并没有能够守住,而且从理论上讲也根本守不住。可以说,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秩序建立那一天起,政治与社会之间的边界就在被穿越,政治的平等就不断地被扩展到社会当中去。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既然人们已经得到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得到了平等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志特别是平等地参与政治的机会,而政治又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干预手段,那么那些在社会、经济、教育等方面处于劣势的群体,自然就会利用这种手段,为他们争取更多的平等。更重要的是,抱有此种政治追求的群体,往往还构成了社会中的大多数,那么在一个奉行民主制的国家,政治上的平等向社会领域的扩展显然就会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实际的结果就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秩序自建立以来,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平等向社会领域的扩展而言,到现在为止经历了几个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法律权利的平等,即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二个阶段是政治权利的平等,即实现了全民普选权,既废除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私产资格限制,也消除了对女性的政治排斥(至少从法理上讲);第三个阶段是社会经济权利的平等,即人们获得了平等的社会经济保障,如教育、就业、医疗等方面的平等权利。
在过去200多年的历史中,西方社会的确正变得越来越平等,但与此同时,平等向社会领域的蔓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问题。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看,经济上由于国家干预主义和广泛的福利制度的建立,虽然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有明显的提升,贫困阶层的经济状态有了明显改善,但经济的活力、创造力和竞争力也受到了影响;文化上虽然人们的教育水平有了全面的提高,但人们的思想和精神追求却变得越来越均等化和同质化,精英文化不断受到大众文化的挤压,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扁平化,失去了文化意义上的立体和深度;在价值和伦理的维度,一方面社会变得越来越包容和开放,人们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但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也失去了一些共同的基本规范和核心的价值理念,取而代之的是价值方面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这样一种社会各个方面平等化或者说均等化的趋势,甚至体现为一种意识形态,那就是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政治正确”的标准,它们使任何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的讨论都成为政治上的“禁忌”。
当然,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对此类现象西方社会也一直有人在加以批评。19世纪末有尼采。他甚至把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建立视为“奴隶道德”占上风的结果,把西方社会称为“末人”的社会。“末人”们没有理想信念,没有不可动摇的追求,只会在对丰裕的物质生活的享受中浑浑噩毕其一生。在“末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不再会有任何的新奇与挑战,也不再会有任何的欢喜与忧伤。只有“超人”的出现,才能把人类从这种末世的沉沦中解救出来。21世纪之初有塞缪尔·亨廷顿。他在《我们是谁?》一书中,质疑一个宗教、文化价值观念甚至民族构成已经高度多元化的社会,是否还有可能长期维持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特质。最近,十位欧洲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发表了《巴黎宣言:一个我们能够信赖的欧洲》,他们呼吁基督教、欧洲传统文化、道德精神等传统价值的复兴,以对抗虚无主义、世俗主义、多元主义乃至过度的平等主义的影响。
只不过,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批评的声音没有成为主流,也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关注罢了。但是,一旦西方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秩序遇到了真正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些质疑和批评就会从涌动的暗流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比如,特朗普总统的很多说法和做法,显然就是对各种“政治正确”的反弹。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他的个性使然,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社会中一种不可忽视的反叛那些“政治正确”标准的倾向,而这样一位人士能够当选总统,也体现了美国社会对过度平等的警觉或者说厌倦。
平等从政治领域向社会领域扩展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移民和难民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出现,乃是平等从国内政治领域向国际社会领域延展的结果。移民和难民问题,比上述经济、文化和价值问题给西方国家带来的冲击都要大得多。这个问题之所以十分难解,是因为在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秩序中,移民和难民正在获得与接收国公民一样平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
按照自由主义基本的政治理念,移民和难民作为人都具有与接收国的居民同等的人权,因而应该得到起码的生活保障。从移民和难民的角度来看,他们首先会要求获得生存的权利,下一步他们自然会要求与接收国居民同等的就业的权利、同工同酬的权利。由于可想而知的原因,他们会感觉到在他们所移入的社会中往往会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待遇,而要改变这种状态,他们就会进一步要求政治上表达和参与的权利。但是,由于实际上移民和难民的文化传统或者宗教背景往往与接收国有很大差异,因此他们的政治参与会给接收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里暂且不论移民与难民在社会经济方面给接收国带来的影响,比如与本地居民竞争就业机会、分享社会福利等等),就成为这些国家不可能不严肃对待的问题。
欧洲数百年来已经形成了政教分离的传统或者说根本原则,而伊斯兰教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宗教,甚至一座清真寺就可能兼具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职能。在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如何处理一个政教合一的群体,这显然是个两难问题,因为无论宽容还是不宽容这个群体,都意味着违背了这个国家自身基本的政治价值。看起来,移民和难民问题对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秩序提出了某种根本性的挑战,它将在实践中测试和考验这种秩序能够容许平等向社会领域扩展到多远。在上述《巴黎宣言》中,保守派知识分子们在反对过度平等、反对世俗化、反对文化和道德虚无主义的同时,他们同样十分关切的一个问题,就是移民和难民问题在文化、宗教和政治等各方面对欧洲政治社会秩序带来的重大影响。
在西方国家政治平等不断地向社会领域扩展的同时,社会差异也开始向政治领域渗透。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体现,就是认同政治的出现。认同政治的实质,是一些特定的少数群体通过其作为少数的身份为自己争取与多数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是自由主义民主本身具有的一个制度缺陷所导致的结果。在多数决定的体制下,一个大共同体内部某些特定的少数,总是无法通过民主程序满足他们的要求,实现他们的权利。正是这一制度困境的存在,促使那些在不同领域不可能通过多数决定的程序解决自身利益诉求的个人或者群体,转而诉诸他们自己与多数的差异,并以这种差异为由为自己争取权利。就此而言,认同政治也可以被称为“差异的政治”。
认同政治这样一种针对某些特定少数制定特殊的法律或者政策、对其予以特殊对待的做法,在某些情况下是为了维持更大的共同体即国家的存在而不得不采取的妥协,特别是针对少数族裔(比如加拿大的魁北克人、英国的北爱尔兰人、法国的科西嘉人等)所提出的要求时更是如此,因为当他们彻底认识到他们的问题不可能通过民主的方式加以解决的时候,他们最可能的选择,就是脱离这个大共同体而形成自己的政治单元,从而威胁到大共同体的统一。但从根本上说,认同政治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并不超越自由主义的价值范畴。少数群体要求的同样是自由、平等、公正,只不过他们认为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这些要求难以得到满足。因此,认同政治实际上是利用自由主义的原则,来反对一个更大的共同内部自由主义的政治安排。
但是,认同政治却有可能伤害这个大共同体的自由主义社会政治秩序。虽然从结果上看,认同政治提供的各类妥协方案的确保护了那些特定的少数,也避免了共同体的分裂,或者防止了共同体内部可能会趋向激化的社会政治矛盾,但同时又会鼓励人们依靠抱团的办法争取自己的权利,从而有可能会瓦解自由主义的政治基础。因为按照自由主义的基本逻辑,一个人拥有某种社会权益,不是因为他是某个群体的成员,也不是因为他的某种社会身份(status),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人(“自然状态”之下摆脱了一切社会联系的个人、上帝的受造物),或者某个国家的公民。如上文所述,自由主义的出发点,就是对“身份政治”的反抗。
就此而言,“身份政治”与自由主义的原则之间存在着某种原则性的冲突。美国最高法院20多年前就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一系列判决中反复强调不能因为过分强调认同政治而让美国社会分裂为无数的小集团。比如,1993年,最高法院在一项判决中裁定为确保黑人当选国会议员而重划选区的做法无效。奥康纳法官就此表示:“任何按种族对人分类的做法都有对我们的社会造成持久损害的危险,会让人重新产生那种在我国历史上已被太多的人坚持得太久的错误见解,即人应按肤色予以评价。”过分强调种族因素,会“使我们巴尔干化,分裂成彼此对立的族群”。
当然,关于如何评价认同政治,人们的立场目前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支持者认为,认同政治是有效保护某些特殊群体特别是少数和弱势群体利益的必然选择。反对者则认为,这样一种对群体赋权的做法,最终将会把社会分裂为大大小小的特殊利益团体,结果是“只有认同而没有政治”,从而可能既产生新的不公正,又会加剧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导致“对圈外人的排斥和对圈内人的强制”,甚至腐蚀公共精神,导致政治共同体的破裂。因此,有反对者甚至认为,解决认同政治带来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对认同的要求从政治中完全移出”,也就是让这些要求重新回归社会,最终实现一种“超越认同的政治”。
如何认识西方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
本文原载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4月。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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