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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我改造到相互改造:对外开放40年再审视

对外开放40年, 既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深刻变革的40年, 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40年。对外开放的内容不断拓展丰富, 对外开放、对内开放和开放的世界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执政党的主导下, 对外开放围绕国内改革发展重点的转移不断升级转型, 经历了从“引进来”的单向开放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对内对外开放并举的双向开放,从重点促进国内改革的单一目标向促进国内改革与推进国际制度变革并重的双重目标双重转型。执政党也经历了从改变观念到提升能力的转变。改变自我与相互改变是开放的基本主题。尽管对外开放深受国内因素和国际环境的制约, 但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已经不可能关闭。在新的时代起点上, 要用更长远的世界眼光和更全面的大局观来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寻找在相互开放中共同改变的合理路径和可行选择。

文/ 杨雪冬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1978年以来的改革中,对外开放成为了推动改革事业的价值理念、目标愿景、策略手段以及动力机制, 贯穿于国内改革的始终。并且在国内改革遭遇低谷挫折的关节点上, 开放发挥了增强动力、稳定方向、升级层次以及营造有利国际环境等多重作用。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实力快速提升,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与国际社会相互间有了新的期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不仅要有助于巩固和深化国内改革, 也要满足国际社会的期待, 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

本文将放宽视野, 以近代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为背景,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的探索和经验教训为前提, 重点分析改革开放40年中对外开放主题的转变, 讨论不同时期主题转化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短暂的40年里出现过三次主题转变。第一次是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后通过改变态度来主动融入世界;第二次是新世纪以来, 尤其是加入WTO之后, 通过提高能力来更深入地融入世界;第三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之后, 通过更加主动参与国际事务开启的自我与国际社会的共同改变。文章最后将简要总结对外开放40年的成就, 并展望下一步开放面临的挑战。

 开放:未竟的事业

开放式的改革是近代以来的现象。1840年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逼迫下中国开始被动开放。由此, 作为后发赶超型国家, 对外开放成为了整个民族的心结、整个国家的历史使命、整个社会的期待, 被赋予了“开启民智”、“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等明确的目标。遗憾的是, 清末制度壅塞, 民心涣散, 国力凋敝, 主权破碎, 尽管西学东渐成为社会的普遍心态, 以西方为师、以外国为师成为少数先进分子的优先选项, 但是, 各种尝试都难以持久, 受挫中断, 陷入毛泽东所说的“很奇怪, 先生为什么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 但是行不通。”

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上, 总结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将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等成功经验。在取得成功的同时, 并没有走向自我封闭, 在思想认识上放弃近代以来植根于社会的对外开放意识, 并且将争取更多国际支持和资源作为重要的战略策略选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制度层面上和观念层面上实现了独立自主。制度和观念的独立自主,既是对近代以来对外开放中深刻教训的有效回应, 也为1978年后对外开放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前提和支撑。

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1970年10月和11月, 中国先后同加拿大和意大利建交, 1971年5月又同奥地利建交。1971年10月, 中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2年访华, 中美关系也开始解冻。中国又先后同比利时、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一批国家建交, 中英和中荷外交关系从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至1973年底, 中国已基本上完成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交的过程。

新中国的对外关系深受冷战的国际背景和阶级斗争的国内环境制约。尽管曾经在不同时期决策者在对外开放方面进行了尝试和探索, 但是开放始终是有限的、局部的、片面的和单向的。因此总体而言, 中国的发展建设在相当长时间里是在封闭的条件下进行的。

 改变态度主动融入世界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正式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1979年, 广东、福建两省率先开放, 对外经济活动实施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80年5月, 中央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 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先导示范基地。广东和福建依靠其地处沿海, 对接港澳台, 商业文化发达, 华侨资源丰富等条件,一跃从冷战期间的战略对抗前沿转变为和平发展时期的对外开放前沿,由此也拉开了地方政府主导的新中国“第三次对外开放”的序幕。

空间上的对外开放是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展开的。1984年3月, 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 1985-1988年,先后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漳泉三角地区、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党的十三大后, 决定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1988年, 海南岛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1988年3月18日,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通知》, 决定将40个市、县, 其中包括杭州、南京、沈阳3个省会城市, 划入开放区。到80年代末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沿海开放地带。

对外开放获得了政治上的有力支持。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者, 邓小平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回应国内的质疑和国际社会的疑虑。他对于世界趋势做出准确判断, 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 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对外开放获得了制度性的支持。1979年全国人大高效率地制订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初步满足了外国投资者对于法律支持的要求。1980年, 中国恢复了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 并开始利用世界银行贷款。1982年对外开放政策写入新制订的宪法中。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把实行对外开放定为基本国策。

1992年8月, 国务院还决定以上海浦东为龙头, 开放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等5个沿江城市, 同时开放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等4个边境、沿海地区的省会城市以及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等11个内陆省会城市。此后, 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对外开放, 实行沿江和沿边开放。由此, 中国的对外开放地域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 进而扩大到沿边、沿江地带直至内陆省会城市、地区, 形成了由沿海到内地, 从东部到中部、西部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1994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 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 与国际互接互补”。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制度成果, 为对外开放的深入全面开展提供了基础性平台。从此, 对外开放的大门已经难以关上。市场经济的发展激发了社会活力, 为推动社会生活的开放包容、文化观念的更新重构、行政体制的改革创新提供了不竭动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许多领域的内外边界被冲破, 中国全面融入到世界体系之中。

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 中国开始从国家利益出发, 寻找并构建与其他国家更多的共同点, 以弱化对抗性, 增强认同感。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中主动淡化意识形态, 并根据“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 以及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布局, 突出国家身份的经济特征。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首次将中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此后, 中国也逐步强化自己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身份, 提出了“逐步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社会”、“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等主张。

 提高能力以全面融入世界

对外开放是双向的过程, 不仅要引进来, 还要走出去。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 “走出去”作为一个战略提上了日程。1992年, 党的十四大提出, 要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整个90年代, 中国为了重返世界贸易组织 (前身是关贸总协定GATT) 积极努力, 这成为了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 建设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动力。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 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 鼓励能够发挥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 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在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 经济全球化的结构性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 波及东亚、拉美多国, 也考验着中国应对风险和危机的能力。1999年在西雅图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遭遇了强烈抗议, “反全球化”运动迎来第一次高潮。这些问题在国内也引起了反响, 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参与全球化的讨论。国内和国际的变化考验着决策者在对外开放上的立场和举措。

2001年11月, 经过15年艰苦谈判,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里程碑, 标志着中国改开放进入历史新阶段。”加入世贸组织后, 中国将面临三个方面的主要挑战: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以及人才。因此, 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提高企业竞争力, 深化改革, 加强人才的培养和吸引工作, 造就精通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专业队伍。加入世贸组织, 恰逢新世纪的到来。世界各国都在思考新千年人类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的决策者也不例外。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 上升到世界第六位, 对外贸易排名世界第六位, 吸收外资连续九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这些成就增强了决策者对于未来的信心。为了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和改革发展关键期, 2004年, 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位列五大执政能力之一。2007年,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改革开放”概括为新时期30年最鲜明的特点。报告提出, 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拓宽广度和深度, 建设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提升, 国际社会不断出现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为了回应这些担忧和质疑, 中国除了继续表明坚持对外开放的决心外, 还在国际事务上表现出更积极更主动的姿态。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中国的外交宗旨确定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提出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维护世界多样性, 加强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中国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还提出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参与多边事务, 承担相应国际义务。更为重要的是,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树立世界眼光。统筹两个大局还写入了新修订的党章。这表明决策者对于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认识有个更全面、更动态、更深刻的认识。

国际社会在应对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全球性问题上更加重视中国的立场和举措。中国对于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关注。2003年6月,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出席了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首次对话会议。2005年9月, 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 首次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在这次会议上, 胡锦涛宣布了中国对外援助的“五大举措”。2006年伊始, 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2006年11月,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2007~2009)》。胡锦涛主席在会议上宣布了中国对非援助的“八项政策措施”。2007年, 中共十七大报告系统阐发了“和谐世界”理念, 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以及环保等重要领域的治理, 提出了中国的立场和主张。虽然这个理念着眼于国家行为, 但是对于深化全球治理也富有启发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是中国关于“全球治理”提出的第一个框架性理念。

 在全面融入中相互改造

2008年是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 决策者对改革开放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讲话中, 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 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为改革开放的经验之一明确下来。

针对中国巨大的成就,国际社会上曾经盛行的“中国崩溃论”暂时平息, 人们更加认真地看待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取得成功的发展经验, 也出现了“北京共识”这样的提法, 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视为对“华盛顿共识”的抗衡, 甚至替代。“北京共识”的首倡者雷默认为, 中国成功地处理了自身发展和全球化的关系, 其他国家已经开始研究中国的经验。更重要的是, 这一年爆发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这是全球化时代第一次从世界经济中心爆发, 然后席卷欧美发达国家的危机, 持续时间长, 影响广泛深刻。通过这场危机,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得到了更普遍的承认, 也被期望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十八大后, 决策者赋予对外开放更加重要的作用, 明确提出“以开放促改革”, 以更全面有效地发挥开放“倒逼”国内改革。在开放战略中, 把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要建立“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国内“以开放促改革”的举措相比, 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参与更加主动, 更具有创造力, 以推动国际制度和规则的改革。因此, 在决策者提出的两个大局统筹互动中, 除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外, 还增加了“两类规则”, 即国际规则和国内规则。

2017年, 中共十九大报告继续强调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 提出要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丰富了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开放的格局;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将中国的开放与世界各国的开放结合在一起。在随后的党章和宪法修正过程中, 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写入党章和宪法, 以表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承担国际责任的决心。

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塑造性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大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二是在联合国体系下按时交纳联合国会费、参加维和活动、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做出承诺, 采取措施。三是积极推动国际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比较而言, 中国在推动国际制度改革中, 表现出比其他大国更强的主动性和更多的想象力。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积极作为与美国特朗普当选后采取的“美国第一”的收缩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 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趋势。同时, 中国在许多领域的举措, 也影响到现有国际秩序格局的维持和改革, 甚至动摇了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长期占据的主导地位, 由此也引发了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 并使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对抗性竞争的新局面。

 简要结论

对外开放40年, 既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深刻变革的40年, 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40年。在这40年里, 开放成为了推动和深化改革、支撑和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执政党的主导下, 对外开放围绕国内改革和发展重点的转移不断升级转型, 经历了从“引进来”的单向开放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双向开放, 从重点促进国内改革的单一目标向促进国内改革与推进国际制度变革并重的双重目标两次转型。对外开放的40年并非一帆风顺, 基本每隔十年, 就会出现一次重大事件, 对开放进程提出挑战。但是依靠决策者的决心、智慧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都能有效地回应挑战, 使短暂受困的改革开放进程跃升到新的层次。

经过40年的发展, 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世界也在孕育着深刻变革。外开放不仅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依然需要坚持的态度, 也应该成为世界各国, 尤其是西方国家面对中国需要拥有的心态。相互开放, 共同演进,是每一个主体———无论是曾经的强国还是新兴的强国在开放而依存的世界中, 都应该采取的选择。进而言之,对于中国来说,继续开放, 首先要警惕的是盲目的自信和随意的承诺, 不要因为过度自信陷入心灵的封闭、文化的自大、制度的僵化;也不要因为随意的承诺, 耗竭国内经过几代人辛勤努力积累下的物质资源和信任资源。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坚持开放, 首先要避免的是内心的失落和傲慢的偏执, 不要因为失落而树立起各种壁垒, 重燃保护主义、排外主义、乃至种族主义;也不要因为傲慢的偏执, 放弃应该承担的责任, 召唤冷战的幽魂, 开展新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对抗。

因此,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中, 开放远没有结束, 只是重新开始。

 

       本文原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08期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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