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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争端的本质是生产组织方式之争

依据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美贸易争端本质上是生产组织方式之争:两国生产组织方式之间的竞争既是贸易争端的根本原因,也是决定贸易争端走向的核心变量。所谓四化叠加,即模块化、内置化、平台化和金融化的相继出现,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中美两国生产组织方式的动力机制。中美贸易争端的本质不是产业政策之争,而是生产组织方式之争。

文/宋磊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主流观点认为,大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围绕进出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展开,这种争端的走向主要由综合国力决定。实际上,中国各界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讨论即以国际贸易和综合国力为主题。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不同国家进出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在本质上是这些国家的生产组织方式的相对效率的表现形式,综合国力竞争的胜败归根结底由这些国家的生产组织方式的相对效率决定。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比较政治经济学引入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讨论,着重说明大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本质上是生产组织方式之争;生产组织方式之争既是引发中美贸易争端的根本原因,也是决定中美贸易争端走向的核心变量。笔者进一步地指出,所谓四化叠加,即模块化、内置化、平台化和金融化的相继出现,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中美两国生产组织方式的动力机制,是中美贸易争端的生产组织方式根源。因此,分析模块化、内置化、平台化和金融化的内在逻辑及其对于中美两国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把握中美贸易争端的深层原因、预测中美贸易争端的前景。

 为什么比较政治经济学有助于理解贸易争端

在现阶段,学术界倾向于将中美贸易争端视为一个国际经济学或国际政治问题。这种研究格局意味着本来可以为理解贸易争端的发生机制和发展前景提供重要参考的比较政治经济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尽管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者试图在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之间保持平衡,但是在其内部一直存在更为重视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两个研究集团:前者主要是关注经济问题的政治学家,后者主要是重视经济体系的政治背景的经济学家。不过,近年来,两个研究集团的研究重点几乎同时向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转移。在研究方向转移的背后存在着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在事实上达成的一个共识: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的差别在根本上体现为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的组织方式的不同。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献之中,所谓生产组织方式主要指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或技术和劳动是如何结合的。很明显,比较政治经济学家所说的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的组织形态在相当程度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献之中的生产组织方式。因此,如果使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术语,那么对于上文提及的命题可以重新表述如下:不同国家在特定产业的竞争优势以及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本质是由这些国家的生产组织方式决定的。就本文的问题意识来说,这个重新表述之后的命题实际上指出了大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本质上是生产组织方式之间的竞争,贸易数据不过是生产组织方式竞争的表现形式而已。因此,决定贸易争端长期走向的不是政治谋略,而是生产组织方式的相对效率及其演变。依据这个思路,理解中美贸易争端的发生原因和长期走向的前提是把握中美两国的生产组织方式的特征及其演进方向。这样的思路在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讨论之中没有受到重视。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笔者认为,比较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解贸易争端的重要视角。

 四化叠加:当代生产组织方式的动力机制

笔者认为,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模块化、内置化、平台化和金融化相继出现,即所谓四化叠加现象构成了当代生产组织方式的动力机制。这一现象同时存在于中美两国。但是,在中美两国的生产组织方式之中,四化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

(一)模块化

理解模块化的内涵需要从产品建构这一范畴开始。所谓产品建构是工业设计之中的术语,指关于产品结构与产品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所谓模块化是指产品建构从集成型转向模块型的过程。在社会科学文献之中,最早注意模块化意义的是专注于技术创新研究的管理学者。这些学者着重研究产品建构的模块化对于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产品建构的模块化意味着构成产品的部件之间的连接关系或生产产品的工序之间的相互影响向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开放的方向演进,所以以内制所有部件或将所有工序集中到同一企业内部的垂直统合型的企业组织形态的经济价值逐渐降低,相反,强调将部分部件或部分工序向外发包的水平分工型的企业组织形态的经济价值逐步上升。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分别具有垂直统合型和水平分工型组织形态特征的日美两国企业的竞争力发生逆转。同样是在这样的过程之中,由于模块化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活动的技术壁垒,所以中国企业开始大规模地在ICT 和消费者电子产业进行扩张。

(二)内置化

需要注意的是,在产品建构的模块化的发展过程之中,以美国企业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企业是模块化的推动者,而以中国企业为代表的后进国家企业则是模块化的接受者。

工业产品可以区分为由零部件构成的产品和不由零部件构成的产品,而不由零部件构成的产品大多经由不同的工序加工。对于由零部件构成的产品来说,产品建构的模块化是以关键部件越来越复杂为前提的。所谓关键部件越来越复杂意味着产品的复杂性被更多地包含在关键部件之中。由于具体产品的复杂性是给定的,所以复杂性更多地进入关键部件就意味着产品整体的复杂性降低。对于由零部件构成的产品来说,所谓模块化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发生的。对于经由不同工序加工的产品来说,产品建构的模块化是以加工过程之中的关键技术和技术诀窍越来越多地包含在加工设备之中为前提的。关键技术和技术诀窍进入到设备之中意味着加工现场的管理能力的重要性下降。对于关键部件和关键加工设备的生产企业来说,提高产量是获取利润的重要途径,所以关键部件和关键加工设备开始在国际范围内大规模流通。在国际分工体系之中,关键部件和关键加工设备的主要提供者是美国企业等西方国家企业。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以美国企业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企业以推动两种内置化的方式促进了模块化的出现,以中国企业为代表的后进国家企业则以接受两种内置化带来的模块化的形式进入了国际分工体系,同时也在事实上开始受控于控制了关键部件和关键加工设备的西方国家企业。

(三)平台化

平台化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企业开发产品的特定方法,另一个含义是商业模式的一种形态。作为产品开发方法的平台化是指企业将特定的产品设计思路和产品部件作为开发一类产品的基础。这种开发方法早期出现在软件行业,随后扩展至汽车等行业。作为商业模式的平台化是指企业以提供数字化交易平台的方式将供给方和需求方连接起来。本文重视作为商业模式的平台化。在这种平台化之下,如果可以确立盈利模式,那么企业往往可以实现低成本快速扩张。在盛行这种商业模式的行业之中,容易出现赢者通吃的局面。决定采用这种商业模式的企业的营业额的重要变量是市场规模。这种商业模式最早由美国的互联网企业等西方国家企业创立。在这种商业模式的价值呈现出来之后,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开始大规模地采用。在中国,由于市场规模庞大、存在进入壁垒,所以这些中国企业实现了快速扩张。

(四)金融化

所谓金融化是市场经济的黄金时代结束之后出现的经济现象。具体来说,金融化是指以下现象:金融制度取代劳动制度成为市场经济的所有经济制度之中的顶层制度、股东利益压倒从业员利益、限制金融资本的制度安排逐渐弱化、金融资产成为影响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经济体系之中的利润更多地由金融部门获得。无节制的金融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西方国家的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呈现出虚体化的倾向。金融化主要是西方国家的经济现象。但是,近年来中国经济之中也出现了金融化的倾向。

上述四化的连续出现对于当代生产组织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关于这种影响,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中的生产力—生产组织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角度进行分析。依据这一原理,生产组织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影响机制的中间环节。具体来说,生产力以影响生产组织方式的形式影响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影响也通过生产组织方式得以发挥。本文讨论的四化之中的模块化和内置化更多地属于生产力领域的现象,金融化更多地是生产关系领域的范畴,平台化则主要是非制造业领域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具体形态。在上述视角之下,我们可以发现,作为技术变化的模块化和内置化、作为非制造业企业的商业模式的平台化和作为制度变化的金融化实际上共同构成了当代生产组织方式的动力机制。笔者认为,正是这种生产组织方式决定了中美经济关系的本质以及中美贸易争端的走向。

 四化叠加与中美贸易争端的起因与前景

四化不但同时存在于中美两国,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将中美两国经济联系起来。对于中国来说,模块化和内置化是中国的ICT产业和消费者电子产业崛起的关键技术原因。如果没有模块化和内置化,这些部门的快速崛起是难以想象的。同时,平台化在中国的互联网行业进展迅速,大量互联网企业依托网络平台实现了快速扩张。另外,中国经济之中正在出现金融化的倾向,所谓“脱实向虚”正是这种倾向的表现。同样地,美国经济也与四化紧密相连。

如果说模块化和平台化直接将中美经济联系到一起,那么平台化连接中美经济的方式则间接一些。在互联网产业之中,平台化商业模式主要源自美国企业,中国企业则在引进这种商业模式的基础之上进行了适应性改造。模块化和平台化同时给中美两国带来了利益。一方面,中国借助这种变化在大量现代工业部门快速扩张了生产能力;另一方面,美国则以出口关键部件和关键加工设备的方式分享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至于平台化,由于非市场因素的影响,两国的平台型企业均未大量进入对方国家。

如果仅存在模块化、内置化和平台化,那么中美经济关系大体上将会处于一个可以维持的平衡状态。问题在于金融化。在美国,模块化和内置化意味着生产过程外移或去工业化。如果模块化和内置化给美国带来的收益可以在国内循环的话,美国经济可以持续发展。但是, 金融化意味着包括中美贸易利润在内的资金之中进入实体经济的部分减少,传统的蓝领阶层越来越难以分享美国经济参与世界体系所带来的收益。所谓民粹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的。这个问题在奥巴马时代已经出现,特朗普政权把这个问题扩大了。

在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讨论之中,产业政策似乎正在成为最为重要的主题。但是,就本文的分析而言,产业政策仅仅扩张了四化之中的模块化和内置化的影响,未必是中美贸易争端的真正起因。正如中国学者近年来强调的那样,美国政府一直以各种形式推进产业政策。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美国政府长期以各种形式推动需要进行长期研发的行业的基础研究。从产品建构的角度来看,美国政府针对部分行业的产业政策实际上推动了这些产业的模块化。相反,尽管中国政府推行产业政策,但是这种产业政策长期以来一直以技术引进和招商引资为中心,只是在近年来才转向自主研发。依据上文的分析,中国政府以技术引进和招商引资为中心的产业政策的作用实际上更多地是推动中国企业参与、利用以美国企业为首的西方国家企业主导的模块化和内置化过程。因此,过于强调产业政策在中美贸易争端之中的地位未必是正确的思路。

从上述逻辑出发,我们可以把握其他经济体对于中美贸易争端的态度并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来理解中美贸易争端的前景。

首先,由于中美贸易争端会降低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所以其他经济体应该乐见争端平息。但是,在模块化和内置化的演进过程之中,美国企业和欧洲、日本企业在提供关键部件和关键设备的意义上是竞争对手;部分发展中国家企业和中国企业在利用这些关键部件和关键设备进行组装的意义上是竞争对手。这种局面意味着中国的相关机构应该结合具体产业的情况来进行合纵连横,而不是简单地寄望于外援。

其次,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走向,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考虑。短期之内,中国企业难以全面地成为模块化和内置化的推动者,即难以大量地生产核心件和关键设备。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难以完全替代中国作为制造业主要生产国的地位。所以,中美两国的经济联系不会彻底破裂。但是,长期来看,中美贸易争端会导致两种变化。第一,美国会转向扶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第二,中国会更为重视自主研发。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长期走向将取决于这样两种变化的相对速度。

 

 

       本文原载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06期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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