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8-25
罗祎楠:思想史视野中的质性研究:以方法意涵的构建为例
本文尝试从思想史视角反思质性研究方法,以揭示被结构视角遮蔽的研究过程,从而探讨一种直面内心的反思性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思想史视角强调回到文本去阐释书写者赋予研究方法以意涵的思想过程。本文以“推论”“充分必要性”与“意义”等三种方法论立场中的方法意涵构建过程为例展现这样的思想过程:方法论如何引导了对特定研究方法的选择;当方法论与现实情况存在差距时,书写者如何在原有方法论立场中发展对质性方法新的理解以捍卫方法论的合理性;书写者如何在强调与其他立场的区分中发展对方法的理解。本文由此揭示了看似相同的方法背后所蕴含的巨大意涵和实践差异。一种围绕“意涵”展开的方法知识系统将有可能被建立起来。思想史视角为反思性的质性方法知识构建提供了可以付诸实践的路径。
文/罗祎楠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助理教授
本文尝试从思想史视角反思质性研究方法,以揭示被结构视角遮蔽的研究过程,从而探讨一种直面内心的反思性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思想史视角强调回到文本去阐释书写者赋予研究方法以意涵的思想过程。本文以“推论”“充分必要性”与“意义”等三种方法论立场中的方法意涵构建过程为例展现这样的思想过程:方法论如何引导了对特定研究方法的选择;当方法论与现实情况存在差距时,书写者如何在原有方法论立场中发展对质性方法新的理解以捍卫方法论的合理性;书写者如何在强调与其他立场的区分中发展对方法的理解。本文由此揭示了看似相同的方法背后所蕴含的巨大意涵和实践差异。一种围绕“意涵”展开的方法知识系统将有可能被建立起来。思想史视角为反思性的质性方法知识构建提供了可以付诸实践的路径。
思想史与结构视角对研究方法不同的理解
研究方法历来是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之一。尽管论辩各方的观点对立,却呈现出类似的研究视角,我们称之为“结构视角”。结构视角区分不同的方法论传承,并将这些传承理解为具有固定特征而泾渭分明的意义结构,进而将不同研究方法(或相关作品)分门别类地归入这些方法论。在这种思考模式中,研究方法就是可重复的操作规程,它们被贴上了某种方法论的标签,从而构造出“方法论—方法(著作)”的固定对应关系。在这样的思路下,即使研究者主张“超越”“弥合”或者“混合”定量与定性研究,这种混合也依然依据预先构造的“方法论—方法操作”的思考模式展开决定这种立场划分的是一套看似客观,实则模糊的知识体系。讨论者依赖某些先入为主的知识给研究方法贴上分类标签。这些知识来源模糊,被人为固化,掩盖了更加多样的方法意涵特征。固化的方法标签和真正丰富的方法意涵之间存在错位,造成了对质性研究方法理解的困难。本文就讨论了四个错位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坚持定性立场的批评者将《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视为定量统计的代表。但这样的批评忽视了该书文本蕴含的调和质性与统计间不契合性的思想过程,也难以理解书中出现的与统计思路不吻合的对定性研究的意涵表述。比如,书中否定了统计的随机抽样原则在少案例研究中的可操作性,却肯定了“有目的的选取观察值”的做法。再比如,作者虽然强调需要根据解释变量的变化范围选取观察值,但也承认按照被解释变量的变化范围选取观察值的合理性。这些矛盾性的表述只有通过思想史视角才可以理解。
第二个例子,研究者将通过过程追踪发现因果机制视为质性研究的重要方法,进而归纳出这一方法明确的特点和操作步骤,但他们忽略了,同样是按照过程追踪的方法操作将经验材料理论化为因果机制,操作背后所具有的意涵可能截然不同。不同的方法论对什么是因果和什么是理论有着多样的认识,因而书写者对追踪何种过程也是认识不一。他们或是聚焦于个人的工具理性与制度激励,或是将事件作为重点,抑或集中关注赋意过程。他们也会依照完全不同的方法实践构建理论。
第三个例子,以QCA为代表的案例比较方法相信通过一套规范的操作可以寻找充分、必要等原因,但忽视了使操作得以成立的意涵基础,那就是展开比较的案例为什么可以成为案例。案例被认为是预先给定的客观存在,却忽视了研究者按照自己的要求组织材料构造案例的思想过程,案例的不同意涵在这个过程中涌现。比如,本文讨论到的对“可比性”的构造就体现了这样的思想过程。
第四个例子,在现今普遍流行的扎根理论中,研究者宣称有一套客观化资料收集和编码程序操作,却忽略了扎根理论源于意义研究中的符号互动的基本方法论立场,更忽视了扎根理论得以建立自我合理性的方法论本源,即为什么扎根理论自我认为可以发现因果关系。讨论者因而忽视了扎根理论中通过比较进行概念校准的方法操作背后所体现的不同于其他比较方法的意涵:对研究者与学术共同体交流方式的理性化,而不是对研究方法操作程序的理性化。
这些例子提示我们,在结构视角所见之外,存在更加复杂的研究过程。这样的过程只有通过思想史视角才可以被揭示。思想史视角与结构视角具有三个主要差异。第一,在理解研究方法时,思想史视角强调,外生性的方法知识不能取代对赋予方法以意涵的思想过程的理解。结构视角只看到方法的操作步骤和方法论的固化特征,只是将方法论和方法静态地对应在一起,却忽视了二者在思想世界中的联动过程。比如,本文揭示了“控制性比较”的理想与社会世界无法充分控制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如何催生了方法书写者对“可比性”的意涵构建。这样的构建体现了书写者协调矛盾的意向,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也广泛存在着解决控制性比较问题的隐性实践策略。再比如,本文揭示了以意义作为构造因果性基础的学者如何不断强调自己可以更好地解决控制困境。正是这种意向性引发了对“比较”和“理论化”方法新的理解。
第二、思想史视角将方法意涵纳入研究视野,而结构视角忽视了方法意涵的存在。方法被视为代表特定方法论并超然于具体文本的固定操作方式。这样的视角忽视了看似类似的方法的不同意涵,也忽视了书写者构造意涵的思想过程。比如,当书写者将从“指号到意义”的不断互动视为因果过程时,他们相信不再需要依靠“控制性比较”就可以发现因果。因此,他们转而将“比较”理解为在复杂意义世界中寻求精确性解释进而建立理论综合的过程。再比如,面对控制困境,书写者悄悄地改变了作为“控制性比较”方法基础的“相同性”与“不同性”的意涵。使所谓不同性成为相同性的特定表现形式。结构视角将这些方法笼统地视为少案例比较,却忽视了它们具有的不同意涵。这样的意涵也引导了不同的方法实践。比如,在第一个例子中,书写者需要对整个赋意过程进行理论化,而不再是将过程分割为不同概念以展开比较。在第二个例子中,书写者则需要首先以“条件—应对”构建因果叙事,然后再有意识地调节概念抽象层次,将不同性处理为相同性的特定形式。对意涵构建过程的揭示将建立一种新的方法知识系统。只有在思想史视野中,这样的知识才可以呈现。
第三,思想史视角相信研究方法意涵必须通过文本阐释才可以呈现,而结构视角研究者依靠自己所具有的某些知识对方法进行归类评价,文本在此过程中没有作用。思想史视角恰恰相反,它将文本视为思想过程的载体,将文本阐释视为理解思想过程的必经之路。对文本的分析就是对书写者思想过程的分析,也是对产生于其中的方法意涵的分析。文本分析既要关注书写者明确表达的意向,还要关注那些并未言明的策略。比如,前者表现为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中,作者如何明确说明了她所面临的控制困境。我们由此可以知道,这样的困境是被作者所认识到的,而克服此困境也正是作者的主要意向。再比如,后者表现为在此书中,作者如何悄悄区分“变量”与“变量的特定形式”,从而改变了自己之前宣称的对案例相同性与不同性的定义。
构建合理性:方法论引导下的研究方法选择
我们将着重展示质性研究中的三种方法论逻辑,它们都回答了为什么一定的研究方式可以获得有关社会世界因果性的总体认识。我们不将方法论视为方法的固定标签,而将方法论对方法选择的引导视为书写者思想过程的体现。方法论所赋予的方法合理性正是方法意涵的表现。
(一)推论逻辑引导下的方法选择
第一种方法论被称为“推论”。推论逻辑相信,世界的整体性特征是通过变量及其相互关系构建的。变量是概括案例某一方面特征的概念,研究者需要将经验资料转化为具体可测量的变量观察值,进而运用描述性推论的逻辑发现变量不可直接观测的系统性特征,或运用因果推论的逻辑发现变量之间系统性的因果效应。描述性推论承认,在理想层面上,通过计算随机变量多次取值中的平均值就可以找到变量观察值中的系统部分。这里的随机变量的多次取值是假想中的,实现前提在于对同一条件的复制。因果推论必须通过计算解释变量的不同取值对应的被解释变量的观察值中的系统性部分之间的差异而得到。这里所谓的“系统性部分”,就是与解释变量某一取值对应的,作为随机变量的被解释变量在假想中得到的多次随机观察值的平均值。
上述过程代表了一个完全依照统计学的随机理想进行研究的想象,但实际的质性研究并不具备这样的“回到历史的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的条件。少案例的质性研究中解释变量的赋值只能是由“自然”或者“历史”完成的。研究者只能按照“有目的方式”从已经被自然和历史决定的有限的资料中选取观察值,而这种有目的的方式恰恰“排斥”了随机取值的可能性。
推论逻辑由此提出了妥协的方案:将统计的其他原则与构建单位同质性相结合。同质性的案例就是那些因果效应相同的案例。构造单位同质性后,研究者沿着两个方向继续推进。一方面,他们可以检验同质性假设中有关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因果相关性。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将构成同质性的控制变量视为不确定的,通过不断调整控制变量检验和修正已建立起来的因果相关性估计。可见,构造单位同质性并不是为了达成确定的因果相关性结论,其作用恰恰是把握样本的差异程度并建立某种不确定的理论假设,从而为后续的统计检验提供基础。正是在推论逻辑的引导下,构造单位同质性假设这一方法受到重视。统计方法被认为需要建立在此假设的基础上。
(二)充分、必要性识别逻辑下的方法选择
在第二种方法论中,研究者回溯产生案例的结果的过程,将这样的过程抽象为具有相互关联的概念组合构型。他们进而通过跨案例比较、案例内的反事实比较、过程追踪等方法构建概念间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是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而是被表述为“充分条件”“必要条件”,或者将两种条件组合起来成为“充分非必要条件的不可或缺但又非充分部分”,构造因果关系的过程也是研究者将自己构想的概念加于研究对象之上的过程。研究者是概念的创造者,概念则是对具体历史过程中某个片段的抽象。概念被认为是客观实在性的,即使这样的概念其实是来自于研究者的主观构建。同样,依靠对概念的操作而建立起来的因果关系也被认为是客观的。
“概念”与“变量”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在变量视角中,世界被理解为固定的分析单位所具有的变量属性,因果关系只是这种变量属性之间的相关关系。与变量不同,概念代表了对变动中的“过程”的固定化概括。这种概括包括转折点、稳定的文化、政治制度、事件,以及事件之间的序列等。概念也包括具体的因果过程发生背后的整体结构和历史特征。不同于变量思维中研究者试图将经验材料表现为变量观察值的方式,运用概念的研究者承认概念与具体多样的经验材料之间存在某些不契合性,但他们相信,运用集合论的数学工具,可以对这种不契合性给予量化,使之转化为测量因果关系的方法。
此外,二者对因果性的表现形式的认识也不同。变量思维将因果性理解为用可测量数据表现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变量需要具有“在因果分析上可以互相独立的特征”。与此不同,通过概念构造的因果关系需要从概念组合中识别。组合在一起的概念之间是互相影响的。因果性不表现为相关性,而是以充分性和必要性等作为表现形式。充分性和必要性的逻辑不再如实证主义那样只是将因果关系视为概率意义上的相关性,而是通过对个案中导致结果的实在性的因果机制的归纳性分析来建立因果关系的确定性。对这种因果关系判断的推广也和推论逻辑不同,后者的目标在于通过有效的方法程序设计,即结合单位同质性与统计原则,以可观察到的现象去推断不可观察到的世界的总体系统性特征。而前者则将整体视为个案的加和,对整体特征的概括必须依靠对整体中每个案例具体因果过程的分析才能完成。由此得出的充分性或必要性的结论也需要适用于整体中的所有个案。
(三)“意义”逻辑引导下的方法选择
在第三种方法论中,“意义”被作为研究重点,以此解释现象的产生和演变。意义是主体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将自身感触到的外部世界转化为可以理解的状况。这些可理解的状况包括:自身经验和世界是什么样的,它们为什么如此,该如何应对才是合适的。这也就是许茨所说的“生活在社会世界之中的人对这个世界的思考”。社会行动是具有意义的自愿行动。只有在人的行动和互动中被赋予了意义,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才可以真正导致社会结果,因此,因果解释的焦点在于社会现象被赋予意义的过程。
意义世界被认为是由主观意义和客观意义构成,包括四重意义世界:研究者的主观意义、其他研究者的主观意义、指号的客观意义和被研究对象的主观意义。这一方法论将多重意义世界交织互动过程视为因果过程,从本质上颠覆了以实在论或实证主义为基础的方法论逻辑。在前者看来,后者只是局限于客观意义而展开的研究,没有进入主观意义世界。研究者忽视了那些人为分割出来的分析概念背后所具有的连贯的意义图景,研究的起点不应当是那些预先假设的客观意义结构(如理性选择等),研究者也不应当将这些客观意义视为不证自明的“常识性概念”。任何所谓的社会科学概念的客观意义“都是作为主体间际的现象被构造出来的”,是可以在互动参与者的主观经验中分析的。这样的主体间互动过程是互动者把主观意义或客观意义赋予世界的过程。因此,“过程”才是社会科学分析的重点。如果将某一个已经成为固定意义结构的概念假设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则会蒙蔽这样的过程。
在意义研究看来,因果性产生于指号和客观意义世界、主观意义世界的持续互动之中。指号并非只标识某个固定的客观对象的单一意义,而是可以被纳入主观意义的建构过程。行动者参照各种解释性图式理解他们看到的现象,在主观意义的构造过程中不断释放新的指号,完成主观经验活动的“客观化”,并开启新一轮意义构造的进程。研究者可以通过证据理解那些指号生产者主观经验的构造性活动。社会现象在此多重意义世界环环相套的过程中得以出现。此方法论将因果机制构建于意义过程,不再将理念、理性、习惯等视为可以脱离主观体验过程的客观因素,也不再将它们视为决定社会结果的客观原因。此方法论将研究者主观经验的过程纳入考量。研究者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过程发生在其主观世界中。作为图式的现有理论资源也在研究者主观经验中被不断地理解和重构。研究者对他人经验的解释也就成为他们把主观意义赋予那个“我”对他人经验的解释活动的过程。因此,研究的过程并不是寻找证据证明或反驳理论的客观意义,而是将理论视为阐发者具体主观经验的客观化,分析其在阐发者意识中的构造过程。这也是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研究者需要不断反思自我在绵延中如何看待理论,从而产生对理论新的理解。
在此方法论的引导下,书写者关注对意义产生过程的理论化分析。理论不再是动机、利益、事件、变量等概念间的因果关系,而是对赋意过程的抽象。书写者的注意力被方法论所引导。他们关注个体如何在与其所处的总体性经验构型图示的不断互动中建立主体意义。他们关注主体间互动的特征的概括。学者关注在集体不确定感的氛围中,人与人之间如何互相推挤、相互影响而形成共享的主体意义。他们还关注重要事件或行为如何改变了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研究者还关注表演者如何塑造观众的共同意义。以上,我们看到方法论如何引导研究者相信某些方法具有合理性。这种对合理性的认识正是方法意涵的体现。下面,我们分析方法论与现实的不契合如何推动研究者发展方法意涵。我们将以“比较”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协调不契合:“比较”意涵的延展
在跨案例研究中,“控制性比较”是一种重要的方法。控制性比较背后的方法论逻辑强调“控制”是发现因果关系的基础。只有保证被比较的对象所有的其他特点都一致(或称“被控制住”),才可以进一步识别哪些案例不同的特点是造成不同结果的原因。此设想面临的最大困境是研究者不可能精确了解案例是不是真的除了某些因素外完全相似。为了克服控制困境,讨论者提出了构造案例间的可比性问题。他们强调,研究者需要在研究中说明不同案例中的共同特征和不同特点以证明案例是可比的,并以此作为后续研究的前提。
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推论逻辑将案例的可比性理解为可以被研究者通过变量测量而建立的“单位同质性”假设。他们强调以单位同质性表征的可比性并不是被研究所确认的固定特征。恰恰相反,可比性永远是不确定的,因为研究者永远无法确定了解具体世界之外更加广阔的未知世界。对单位同质性的把握只能是测算意义上的估计,研究者不可能实实在在的“知道”这样的同质性。社会科学研究正是通过建立研究设计以因应来自于具体世界的不确定性。可比性的构建是一个不断测量、估计、检验、调试的动态过程。研究者需要理解、说明、掌握、运用这样的不确定性。保证这一切合理的根本在于依照符合统计规则的明确公开的程序开展研究工作。因此,推论逻辑将“控制困境”纳入自洽的方法论给予解决,可比性的意涵也就建立起来。与推论逻辑不同,在以识别因果过程中的充分必要性为研究导向的方法论立场中,可比性成为被研究者以一定的策略构造出来的案例确定特征,对这种确定性的论证是研究的基础。通过分析《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我们可以看到斯考切波是如何构建可比性意涵的。斯考切波充分意识到控制性比较难以在实际历史中实现。18—19世纪的法国、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的俄国和同时期的中国差别极大,研究者根本不可能全面揭示他们的共同性。但斯考切波并不认为这样的障碍难以克服,她更关心如何建立可比性。在她看来,这需要“来自于对宏观社会变化的想象力”,构造可比性便是依靠主观想象力而展开的分析领域。没有这种想象力,比较也就无从开展。
通过对斯考切波并未明言的研究过程的分析,我们看到,按照她的理解,构造可比性始于建立历史叙事,而这样的叙事所描述的是历史中真正运行过的,将革命导向某种结果的过程。通过对该书文本的阐释,我们看到,斯考切波建立叙事的方式源于她对何种叙事才具有因果性的理解,以及与既有革命理论展开对话的意识。斯考切波首先强调,任何控制性比较必须限于一定的范围,大而无当地控制那些“潜在的相关变量是不可能的”。研究者应当去发现那些“实际上很可能是在运行着的原因”,也就是说,他们需要区分哪些部分的历史和自己的研究有关。
斯考切波是这样建立历史叙事的:在三场革命中,外部危机与内部的结构性条件与趋势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接合:旧政权下中央国家机器的无能;下层阶级特别是农民的普遍反叛;动员大众的领导人巩固革命国家权力的努力。而在每一个例子中,革命的结果都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的和吸纳大众的民族国家,而这样的民族国家在国际舞台具有强化了的大国潜力。斯考切波将历史进程叙述为:领导者面对危机,追求国家生存的自主性目标,以实用主义的理性方式获得资源应对历史中结构性的限制。这一叙事本身就蕴含了因果性。经过这番应对,形成了新的政权特点:中央化、官僚化、吸纳大众,以及在国际舞台实力不断强化了的民族国家。这样的国家特点在斯考切波的叙述中正是对比了革命前的国家无能、下层反叛和国际危机。这一叙事的因果性体现于“条件—应对”的叙述架构中。与此因果叙事相冲突的其他可能叙事模式,比如,将意识形态或阶级地位视为行为的决定因素,则被排除出历史机制。斯考切波的叙事模式也来自她的理论对话意识。该书提出“国家潜在自主性”的理论视角,以此照亮革命历史中的国家建构历程,并解释革命后的国家形态差异。在对叙事因果性的认识与理论对话意识的双重影响下,斯考切波将三个国家有关革命的资料组织起来形成叙事。进入叙事的历史如同聚光灯下开始表演的演员活跃起来。国家自主性、结构局限、外部危机、行动者资源、灵活的策略等被选择成为叙述的组成部分,而意识形态、文化、生产方式等则被排除在叙事之外。
基于这种叙事方式,斯考切波构造案例的相似性,比较不同性。比如,基于法俄两国革命进程的叙事,斯考切波建立对两国革命共同结果的解释,而在此共同性的基础上又区分差异。她用以归纳差异性与共同性的概念并不相互独立,前者只是后者的细化。斯考切波将后者称为“变量”,将前者称为变量的“特定形式”。比如,斯考切波将法国革命的结果概括为建立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中央官僚化国家,将俄国概括为政党领导的致力于国家主导的工业化的中央官僚化国家。通过加上定语,斯考切波对两国共同性———“中央化、官僚化国家”———进行了细化,她进而解释了这种差异。由此,我们揭示了斯考切波如何赋予“控制性比较”以新的意涵。尽管承认难以穷尽案例间所有的相同性和不同性,但她通过划定叙事范围而将比较限于一定的范围,从而悄悄为“比较”建立了确定性。斯考切波进而通过解释案例共同结果的共同原因,限定了解释不同结果的不用原因的概念范畴。斯考切波认为,这些不同结果和原因都只是共同结果和原因的表现形式,改变了控制性比较方法的意涵。斯考切波按照叙述模式将解释不同结果的原因连接起来,形成她所称的“因果序列”。这实际上悄悄赋予“条件—应对”叙事模式以因果性。斯考切波含蓄地给控制性比较附加了新的意涵。她提出了比较的对象是“显现的相关方面”,而哪些方面可以显现正是决定于作者自己的叙事方式。她提出能够对结果给出解释的是因果序列,这暗示了构建序列的工作是先于比较而进行的,也就是说,序列本身的因果性不依赖比较就可以建立起来。也正是斯考切波自己决定了将历史中的哪些部分显现出来以建立什么样的因果性。
区分方法论立场与构建方法意涵
当书写者认同意义过程具有因果性时,他们会强调只有意义研究才可以解决控制困境。意义研究将因果过程理解为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多重意义世界的并存互动。他们重新阐释“比较”的意涵,认为研究者永远无法建立可以穷尽经验世界的概念或变量,需要在新的方法论立场中重新构建比较的意涵。强调因果性是由意义过程建立起来的,因此因果性的建立不需要依赖控制性比较就可以完成。当李克特曼和里德把构建因果性与比较分离开来时,他们也就转而赋予了“比较”以新的方法意涵:“比较”并不是为了穷尽性地找到决定结果的必然或充分原因,而只是为了照亮这个无法穷尽而知的复杂因果世界中的某一个方面。比较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在复杂各异的意义过程中建立解释的精致性,也是为了通过再次比较这些精致的因果解释而建立更具有概括性的理论综合。
李克特曼和里德赋予理论两种意涵:引导与连接。所谓的引导,体现为理论与研究者个性化的田野体验的相互交融。理论将研究者的目光引向特定的比较空间,采用相关标准来限定比较范围,从而建立更加精致的因果解释。理论的“连接”作用体现在通过选择理论概念,将不同案例所具有的分散但精致的因果解释综合为更宏大的理论概括,从而建立因果机制。李克特曼和里德进而提出如何把研究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从而构造具有针对性的解释。这便是找到恰当的“相关标准”的过程。相关标准限定了研究者聚焦在什么样的因果过程中。它使研究者在如影随形的理论关切中瞄准特定的对照现象,进而产生具有分寸感的田野体验与精确的因果解释。他们进而强调,按照有针对性的田野体验而建立起来的因果解释,可以揭示控制性比较逻辑无法看到的因果解释的多层次性。对照性的现象在田野中不断交替出现,使研究者可以直接通过田野体验区分什么是“合情理”的原因和什么是真实的原因。合情理的原因是曾经被体验过的导致与现时结果相对照的另一种结果的原因,而真实的原因则是在现时中体验到的导致现时结果的原因。这些原因在具体的体验中被感知和理解。它们不同于只能依赖反事实控制性比较而推测出来的所谓可能性的原因。在建立了基于体验的比较研究后,李克特曼和里德提出,研究者可以展开二次比较来建立理论综合。他们强调新的理论化方法不采用任何分割模块的标准,因为意义视角相信因果性可以生成于意义和指号间的持续互动过程。我们看到,本文与《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都利用概念存在的不同层级差异来构建比较的意涵。后者把低层概念的差异处理为解释不同结果的不同原因,而将更抽象的高层概念作为解释相同结果的相同原因。并将低层概念作为高层概念的“特定表现形式”,由此建立了控制性比较的意涵和实践。而李克特曼和里德虽然也将低层概念的差异理解为高层概念不同的表现形式,但这么做是要通过对低层概念差异的比较建立具有综合性的高级概念。这种处理并不是源于论证控制性比较的合理性,而是为了通过比较差异而对因果过程进行恰当的理论综合。
此外,李克特曼和里德把研究理解为一种与其他学者进行对话和主观反思的过程。他们不断强调,研究者正是在与学术环境的互动中构建问题、寻找理论和展开比较。贯穿此过程的是研究者、与之互动的其他研究者、研究对象、理论这四者意义世界之间的复杂互动。互动本身又会影响进行比较的方式和结果。比较研究的理性化并不是研究设计的理性化,也不是比较内容的确定化,而是研究者与外部世界互动过程的理性化。李克特曼和里德强调,这需要研究者进入与整个研究学术共同体成员的主体间互动,以选择合理的比较方法。此外,研究者需要反思自己是不是受到了被研究对象的地方性知识,以及研究者自己所处的公共社会知识的影响,这些知识会影响研究者自主选择理论的能力。研究者还需要考虑如何平衡常识和科学方法在研究中的张力,对自我主观意义建立方式进行理性化,通过不断地接触资料而加深对经验材料的体会,包括在不断的反思中避免按照自己的自然惯习把某些理论视为理所当然,还包括主动与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展开开放交流,以获得对经验材料不同的意见。这些做法都可以将更多的资料纳入比较的范围以使理论综合更加切合材料实际。
结语:走向反思性的社会科学研究
本文展现了思想史视角如何使基于不断反思的知识生产理想在学术实践中成为可能,以及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将如何带来知识系统的更新。贯穿整个思想史视野的基本价值便是社会科学的进步,需要通过反思来推动。这促使我们反思现有质性研究方法知识体系的局限,也促使我们思考该如何扩展其知识广度与深度。在反思性的研究逻辑中,知识生产的过程并非为了强化对研究方法某种固化的认识,我们更需要通过不断地反思扩展研究方法的知识体系。反思性的知识生产需要研究者超越结构视角,自觉将研究方法还原到自我的思想动态过程中给予审视。在反思中,学者们不会拘泥于某些方法流派,而是将研究置于永不停息的自我分析与自我批判过程中看待。这是一种最为彻底的直面自我心灵的研究过程。这种分析和批判带来的并不是某一个停顿于一时的结论,而是一个指向无尽意义世界的生生不息的研究历程。
本文原载于《社会》2019年第01期。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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