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8-26
后现代化与乡愁:特朗普现象背后的美国政治文化冲突
本文试图论证文化冲突是特朗普现象的根本动力。确切地说,本文试图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美国内部文化冲突的发生机制是什么?二是何以这种文化冲突在当下展现出如此强烈的政治爆发力?关于第一个问题,本文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权利革命"逐渐造就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观念差距,这一差距的主要来源是自由派的大幅"进步化"而非保守派的大幅"保守化";关于第二个问题,本文认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是右翼以观念强度的变化来应对左翼观念幅度的变化——由于文化量变所积累出来的质变、文化产业显著的自由派倾向,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和代际观念更迭的趋势,右翼产生了一种"被围困心态",这种心态最终触发了特朗普现象。
文/刘 瑜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政治学系 副教授
美国政治的两极化有目共睹。特朗普现象与其说是这种两极化的原因,不如说是它的结果——当然,特朗普的个人风格又加剧了这种趋势。为什么美国政治会出现这种两极化的现象? 对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大体而言,人们倾向于认为,由于一大批美国底层右翼白人被全球化进程所抛弃,其经济上的失意导致排外主义、种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情绪高涨,其激进化推动了特朗普的当选以及美国政治的极化。
这个思路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漏洞。与这种“经济全球化”的视角相对,本文强调从政治文化冲突的视角来阐释美国政治的两极化现象。具体而言,本文试图论证:(1)美国政治的两极化在更大程度上由政治文化的两极化,而非经济因素引发;(2)这种政治文化的两极化,主要由左翼自由派政治观念“自由化加速”所推动;(3)为应对左翼观念幅度的巨大变化,右翼诉诸观念强度的变化,即在情感上更加愤怒、行为上更为激烈。
既有视角及其不足
一种常见的看法是,经济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诸多不良后果,诸如不平等的加剧、制造业岗位的外移、移民对国内工作机会的抢夺等,这些后果刺激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会遭遇一些解释困境。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贫富差距上升最快的时段是20世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但这一阶段并没有出现右翼民粹主义显著抬头的迹象。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的近20年时间里,美国的基尼指数始终在40~42之间浮动,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段里,美国政治两极化的现象明显加剧。可见,以经济的不平等或上升来解释右翼民粹主义的复兴,说服力是有限的。
又比如,如果全球化引发的失业或工资被抑制造成了广泛的民怨,那么应该能够观察到右翼民众对贸易和移民普遍上升的敌意,但事实并非如此。盖洛普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从2001年到2017年,美国民众认为“贸易是美国经济的机会”的比例普遍上升,说明不同派系民众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贸易倾向。就移民问题而言,右翼对移民的态度的确更有敌意,但是这种敌意也并非呈现为一条清晰可见的上升曲线。总之,无论是贸易问题还是移民问题,都只能部分地解释特朗普现象,鉴于相关数据的波动性和复杂性,很难将其作为一个核心的解释因素。
就“制度视角”而言,一种常见的看法是,由于“政治活跃分子”更倾向于去投票、捐款和游说,美国独特的初选制度和选举筹款制度给予了“政治活跃分子”更大的政治表达权重,又由于两党“政治活跃分子”往往更加激进,美国政治的两极化其实是政治精英的两极化,而不是政治文化的两极化。但是,美国政治文化本身的两极化——而不仅仅是政治家的两极化,是一个被各种民调所捕捉到的事实,这一点不应该被“政治家更加两极化”所遮盖。并且,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美国现象,而且是西方世界的普遍现象。众所周知,欧美各国民主制度的设计千差万别,因此,要考察和捕捉各国同时出现的右翼民粹主义上升现象,不能仅仅立足于美国政治制度设计的独特性。
权利的革命
相比经济视角和制度视角,文化冲突的视角更有力。概括而言,西方世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了一场文化巨变,这场巨变被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称为“权利的革命”,这一文化巨变推动了西方世界的政治两极化。这是因为,这一进步主义变革主要发生于西方左翼阵营, 而右翼或拒绝这一变化,或接受这一变化的速度相对缓慢,于是西方世界逐渐呈现出一种一方奔跑、一方缓行所造成的文化撕裂态势。在相对长期的视野里,西方左翼成为文化变化的“进攻方”,右翼则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位置,被动而惊骇地观望一场文化海啸的发生。作为对这场“海啸”的反应,他们诉诸一系列激烈的姿态来表达其怨恨,包括将特朗普这样极受争议的政治家选上台去。换言之,右翼以观念强度的变化来应对左翼的观念幅度的变化。
也就是说,“权利的革命”是理解当今西方世界政治撕裂现象的一把钥匙。在本文中,“权利的革命”意指不同群体权利意识的“多米诺骨式”觉醒和深化,包含“权利主体的扩散”和“权利内容的扩展”两个维度。
本文更关注的是文化巨变的结果而非其原因。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对这场权利革命的反弹。
从权利主体的扩散而言,不妨以美国主流社会对同性恋、黑人和女性的态度作为三个观察点。在短短20余年时间里,美国公众接受同性恋婚姻的人口比例从27%上升至67%,反对的比例则从68%下降至31%。1959 年接受黑人和白人联姻的人口比例只有 4%,但是到2013年,已经上升至 87%。盖洛普民意调查的一个问题是, “如果找到一个新工作,你更希望老板是男人还是女人”,从 1953 年到 2017 年,男性对这个问题表示“无所谓男人还是女人”的比例从 21% 升至68%;表示希望是女性的从2%升至 13%;表示希望老板是男性的男性则从 75%跌至19%。
就权利内涵的深化而言,在一百年前的“洛克那时代”,美国社会还在为政府是否有权干涉劳资关系、提供社会保障、资助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而犹疑。一百年后的今天,尽管公众仍然在为这些服务的尺度而斗争,但是,民众有权在各个领域享受公共服务这一基本原则已经牢不可破,权利已不再仅仅是政治权利,也被理解为经济和社会权利。
观念的代际差异,最直观地说明了“权利的革命”的真实性。在几乎所有重大议题上,美国人都表现出越年轻越自由化的倾向。在对“权利的内涵”的理解上,代际差异也十分明显。
权利的革命与政治两极化
无论是观察整体民意的变化,还是观察观念的代际更替,都可以看到“权利的革命”在真实地发生。为何这一趋势导致美国政治文化的两极化? 原因在于,这一“革命”在人群中的分布是极不均匀的———一部分美国人大步流星,另一部分人则踌躇不前,从而引发了文化的撕裂。换言之,美国政治文化的两极化过程主要不是处于中间位置的人群各自向两极扩散所致,而是自由派大步流星地向进步主义方向迈进、保守派没能“跟上”所致。当然,保守派在某些议题上也表现出进一步的“保守化”或阶段性的“保守化”,但总体而言,他们的政治观念位移的距离小于自由派,并且其变化方向不像自由派那么具有一致性。
就对同性恋、移民、种族问题的看法而言,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出两党支持者的观念差距拉大了,但这并非因为共和党支持者变得更保守了,而是因为民主党支持者变得更自由化了,且变化的速度明显快于共和党支持者。事实上,共和党支持者在这些问题上也发生了趋于自由化的变化,却无法缓解政治越来越两极化的态势。在宗教问题上趋势类似,民主党支持者同样比共和党支持者发生了更加显著的变化。同样,在“权利的内涵”问题上,观念的两极化同样主要因为民主党人的观念变化幅度更大。
进一步分析共和党支持者的观念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在涉及同性恋者、黑人、移民和女性等身份政治议题上,保守派的观念表现出更大的弹性;而在政府的经济角色议题上,其观点则表现出更强的刚性。对“政府管控企业弊大于利”这一论断,共和党认同者的比例从1994 年的 64%降至 2017 年的 63%,几乎没有变化;同一时期对于“政府今天已经没有余力更多地帮助穷人”这一说法的支持率,甚至从 58%上升至 69%,可见其经济保守主义立场之坚定。
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谈论保守主义的时候,应认清保守主义者在“保守”什么。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成因既有族群观念元素,也有经济观念元素,甚至从本质上和长远来看,经济保守主义是保守派更坚硬的“内核”。
保守派的“反击”
随着观念差异不断加大,政治撕裂迟早会发生,而21世纪初正是这种撕裂爆发的一个时间点。如果说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文化战争在 20 世纪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拉锯战”,那么到 21 世纪初,几个因素使得保守派越来越像是这场文化战争的“必败方”。这种逐渐清晰的失败意识使得保守派开始激进化。不过,这里所说的激进化并不是指其观点的位置发生了系统性巨变,而是指其观点的强度在显著增加。换言之,他们用偏好强度的变化来对抗左翼偏好位置的变化。哪几个因素? 首先是权利革命的累积和加速效应及其不可逆性;其次是文化产业的“自由派偏向”及其引发的社交媒体反弹;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是人口结构走向和观念代沟相互叠加所造成的未来趋势。在这几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右翼保守派陷入一种“被围困心态”,而这种心态也强化了其内部的情绪极化。
就权利革命的累积和加速效应而言,文化冲突并非仅仅是观念之争,更表现为政治斗争和政策斗争。在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政治斗争中,尽管保守派赢得了某些“战役”,但从历史轨迹来看,他们是在输掉这场“战争”:就总体和长期而言,政策是朝着自由派支持的方向变化的,对这一点没有太大争议。换言之,无论就权利主体还是权利内涵的扩展而言,自由派理念的政策转化率都高于保守派理念的政策转化率。保守派的抵制可能减缓了这一变化的速度,但是在绝大多数问题上却无力改变变化的方向。
就文化产业的“自由派偏向”而言,美国的主流媒体、大学、好莱坞等影视产业总体而言倾向于自由派,并且这种“一边倒”的倾向近年来呈加速趋势。这强化了保守派在公共领域代言人不足的印象,从而加深了其政治怨恨。综合这些趋势,美国的文化保守派逐渐发现,自己在主流媒体、影视界和知识精英所掌握的话语体系里,不但声音越来越“小”,而且形象越来越负面,进而产生出一种被主流文化抛弃甚至妖魔化的怨恨。这种积蓄已久的怨恨在社交媒体时代终于找到了一个爆发口。这就是社交媒体成为特朗普的政治动员“主战场”的背景,也是社交媒体上各种“假新闻”满天飞的心理土壤。
保守派陷入“被围困心态”的最后原因,是美国政治文化的未来趋势。如前所述,政治观念的代际差异在美国已经非常明显:美国人一代比一代更加自由化,这似乎已成为一个加速的、不可逆的趋势。另一个令保守派感到雪上加霜的趋势,是少数族裔人口的比例不断加大,而少数族裔的政治倾向总体而言同样是更倒向自由派的。因此,有理由认为,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如果共和党不对其政纲做大幅调整的话,它将走向衰落。结合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和代际观念的差异,可以想象,对于很多视保守主义为美国灵魂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几代人之后,美国将不再“美国”。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美国保守派陷入一种“被围困心态”,其表现是愤怒情绪的高涨和政治动员的白热化。
结语
综上所述,自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来,权利的革命带来了进步主义观念爆炸式的发展。但是,这一发展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一部分人迅速接受了权利主体的扩散和权利内涵的深化,另一部分人则对这一变化感到难以接受。这种不均匀带来的后果,就是政治文化的冲突和两极化。换言之,政治文化两极化的主要动力是左翼自由派的大幅“进步化”。右翼保守派虽然在某些议题上也有保守化的倾向,但政治立场总体而言相对稳定,甚至在诸多议题上跟随着左翼向“左”移动。更确切地说,相关民调显示,保守派在族群身份政治议题上表现出相对的弹性,在经济议题上则表现得更为刚性,甚至表现出阶段性的强硬化。可以说,经济保守主义是保守派更顽固的堡垒。在很大程度上,保守派以观念强度的变化,或者说愤怒的升温,来应对自由派观念幅度的变化。三个因素导致了保守派的“被围困心态”:从长时段的趋势来看,自由派观念的政策转化率高,并且形成越来越不可逆的趋势;传统文化产业中的保守派逐渐被边缘化甚至妖魔化,激化了其心理上的怨恨,并激发其在社交媒体上聚集;人口族群结构的变化和代际观念的变迁,使得保守派的衰亡成为可预见的未来图景。保守派的“被围困心态”在奥巴马时代达到沸点。在这一阶段,相比民主党支持者,有更多的共和党支持者表达其政治上的愤怒与受挫感,他们也更加反对政治上的妥协。愤怒带来的激情,正是特朗普现象背后的助推力。
文化的两极化推动着政治的两极化,反过来政治的两极化又加剧了文化的两极化,因此,在可见的未来,美国政治很可能进一步撕裂。即使特朗普不连任总统,他所呈现的文化两极化的趋势及其激发的怨恨也不会很快消散。另一方面, 正如英格利哈特和皮帕所说,在很大程度上,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观念鸿沟以代际观念差异为载体,随着老一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人口族群结构不断变迁,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这种撕裂也有可能最终被弥合。也就是说,政治斗争无法弥合的矛盾,时间或许可以。届时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裂痕或许将被不同程度的自由派之间的裂痕所取代。至于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只能交由时间去回答。
本文原载于《美国研究》2018年第6期。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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