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26
段德敏:政治代表理论中的同一性问题探析
在现代民主政治中,代表制是权力分配的基本方式,在公共事务中做出重要决定的权力来自构成政治体的人们的授权,从而产生了代表与被代表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一关系的理解历来存在重大分歧。传统观念认为,在政治过程中,代表应该全面、准确地反映被代表者的意志和利益,最好是达到与被代表者完全“同一”的状态。然而,现代社会的良政善治可能恰恰依赖于代表与被代表之间相对可见的“距离”,二者之间的完全同一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一结论无论对政治理论的发展还是对制度建设的重新审视,都具有重要意义。
文/段德敏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副教授
政治代表理论中的同一性问题至少可以追溯到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伯克(Edmund Burke)那里。在卢梭看来,只要有代表制,代表与被代表之间就一定有距离,正是因为二者不能“同一”化,代表制应该被拒绝。与代表制相反的是“人民随时在场”式的自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卢梭意义上的人民主权就不需要任何代理人,事实上,在他那里政府即是主权者人民的“代理”(delegate),或人民意志的执行人。在政治过程中,代理不应该有自身的独立意志,它唯一的功能就是执行主权者的命令,在这个意义上,代理和人民之间应该是同一的。
对此,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伯克有着几乎完全相反的看法。伯克认为,真正负责任的代表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意志,而不是随时听命于选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代表就可以不管选民的诉求,而是说代表不应该“为了任何一个人或一类人而舍弃自己公正的立场、成熟的判断力和开明的良心”,否则就不是为选民效力,而是对他们的背叛。此即伯克所谓的实质代表(virtual representation)和实际代表(actual representation)之区别。实际代表,即代表需随时听命于被代表者,非常接近于卢梭的“代理”概念,但伯克显然认为这种代表是不可取的。在这一问题上,伯克和卢梭之间的分歧在当代仍以各种形式展开。
“代议型民主”概念的原型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精英民主理论。熊彼特对“古典民主理论”的批评可以说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批评,即我们是否有可能“客观”地认识共同善(common good)?这也正是理解政治代表理论中同一性问题的关键所在。熊彼特认为这种“同一”的实现起码存在如下的困难:第一,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所有人都能同意通过或理性论证能使所有人都同意的独一无二的共同善”。第二,即便人们通过功利主义的最大化收益的办法统一了意见,但在操作层面仍然会出现问题。熊彼特甚至认为,共同善或人民的意志与其说是事先存在并等着被反映的,不如说是被“创造”出来的,它们是政治过程的结果,而非其开始。当然,在他看来,“创造”的主体即是政治精英,从而也就有了其所倡导的精英政治。
耶夫·西蒙(Yves Simon)也对“共同善”有过论述。西蒙指出,一个政治体的存在,必然需要在某些时候采取一些所谓的“共同行动”(common action)。共同行动只能是基于对该政治体共同善的认知而采取的行动,即这一行动应该是对国家和人民有好处的。但这里的“好”到底是基于什么标准做出的判断?西蒙在这里区分了两种判断:科学判断(scientific judgement)和实践判断(practical judgement)。科学判断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有完全正确的标准。然而实践判断则指向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不可能有一个终极标准。关于共同善的判断即属于实践判断。因此,对西蒙来说,权威在共同行动中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
上述熊彼特和西蒙的讨论都指向了一点,即代表不可能完全“占有”客观的共同善的内容,从而达到与被代表者的完全同一,因为这一“客观的共同善”并不存在。代表或多或少都参与了对共同善的“建构”,从而其内容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代表本身的特殊性印记。然而,这并不是说代表就不应该或不需要积极地“全面、准确”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诉求,事实上,如果不这样做,代表很快会丧失正当性,人们可能会以各种方式拒绝承认他们的代表资格。在这里,我们应该明确代表积极地反映人民意志和利益诉求的意愿(will)与代表的具体判断(judgement)之间的区别。
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我们近乎本能地寻求代表与被代表的同一——小到选民选举出来的议员与选民之间的同一,大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统一。安卡施密特(Frank Ankersmit)认为,这种政治代表形式在欧洲中世纪王权政治中表现得最为成熟和典型,国王和他所代表的国家之间是一种完全同一的关系,国王的不存在(如死亡)也意味着国家(暂时或永久)解体。作为这一秩序的表达者,国王扮演着人民和国家的代理人的角色,国王的意志就是其统治下的人民的需求,二者不分彼此。
根据安卡施密特观点,在近现代,最接近中世纪王权政治中这种代表形式的是革命过程中革命政党对社会的代表,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等人对法国社会的代表。革命政党代表着社会之所需,代表着它应该前进的方向。很自然地,安卡施密特将这种类型的政治代表与现代社会的极权主义联系起来,纳粹时期德国政府与其人民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完全同一的关系,其背后是一个统括性的意识形态。
从安卡施密特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政治代表的同一性问题不仅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它还有着严肃的、现实的政治意涵。正是因为这种同一性,代表才会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任何对这一权力的挑战和怀疑都会被视作对那个客观的社会实在(reality of society)的反对,或者是对社会进步方向的反动。
进一步来看,这里的同一性问题还涉及现代社会人们的身份认同问题。在西方国家近代民主化过程中,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能够“被代表”的人民的范围也由此逐渐扩大。由此观之,“人民”的身份也是被建构的,而且这一建构在任何一个政治体中都会是一个开放的、没有终点的过程。代表和人民之间的同一内在地包含着一种强制性的权力结构,即某些人会被认为没有资格成为“人民”的一部分。
然而,卢梭认为代表与被代表之间的距离即意味着代表背离了公意,这一批评并非没有道理。在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代表的特殊意志和利益诉求被伪装成公民的集体意志和诉求,公民的政治参与被压缩到投票行为等微小方面。
安卡施密特给出了另一种代表概念——“美学式代表”(aesthetic representation)。安卡施密特指出,“代表与被代表之间的区别、二者间同一性的不存在,在政治代表中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一个人的画像和这个人本身之间的区别不可避免一样。”政治代表的过程就是对人民意志的一种描述(depiction),它始终需要以描述的对象为基础,但又总是同其对象之间有一定的距离。
换言之,如果我们将政治代表与被代表者间的关系看作一个人的画像和这个人本身之间的关系,那么某一特定的代表就是有限的、可以被替代的,代表的权力因而也会受到有效的制约。因此,我们保持代表与被代表之间距离的可见,也就是保持关于共同善的讨论的开放性,这对于一个政治体的内部治理、和谐与稳定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从宏观角度来说,代表与被代表之间的相对分离也指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对分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这种相对分离是非常值得正面评价的。人们有着从事经济活动和安排自己私人生活的自由,而执政党和国家则从一个相对抽离的角度把握总体的方向,并随时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进行调整。这种相对的分离无疑是我们国力增强、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微观角度来说,在具体的政策层面,我们也应该警惕对代表与被代表的同一性的一味追求,接纳代表与被代表之间的相对分离,从而在具体的政策层面保持关于共同善的讨论的开放性。
本文原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为方便阅读,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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