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3-30
俞可平:仰望星空,做天国的学问
俞可平,生于1959年,浙江诸暨人,政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现任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一直以来,俞可平身上最引人关注的,是他大胆而犀利的学术观点。他的成长经历和最鲜活的生活细节,却很少有人知晓。如今看来,恰恰是这些被忽略的部分,生动印证了时代的发展。或者说,他人生的每一步,几乎都踏准了中国政治现实发展的节奏。
1959年7月,俞可平出生于浙江诸暨。他从小就希望了解这个世界,初中时甚至壮着胆子用农药喷雾器的钢管造“枪”,火药也是自制的。结果,一扣扳机,“枪”响了,“枪管”却炸裂了,差一点出人命。
在做了两年多生产队干部后,恰逢国家恢复高考,俞可平考入当时的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就读政史专业,后来成为厦门大学哲学系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我们这代人,受毛主席的影响特别深。毛主席喜欢读什么?喜欢读历史、哲学。”他这样解释自己选择专业的原因。
在厦大三年,因为看到政治对中国的决定性作用,俞可平的兴趣渐渐转向了中国政治。“当时的我,内心似乎涌动着一种莫名的责任感,觉得应该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做点儿什么,”俞可平说,“所谓责任,无非两种。一种是知识的责任,就是通过研究,推动学术的进步;另一种,就是通过实践,推动社会进步。”
他试图揭开现实政治的种种迷雾,但中国高校里的政治学系在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时被取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等课程,大都放在法律系里讲授。1962年,虽然北大等多所大学建立了政治系,但研究内容十分有限,并未形成完整的政治学学科。这样的学术现实,让俞可平的“雄心”暂时缺少现实的路径。
幸而环境正悄悄改变。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随后,中国政治学进入全面恢复和重建时期。
1983年,俞可平首次走进中南海参观
1984年,俞可平毕业,并留校任教。恰逢厦大筹建政法学院,他开始担任政治学理论的授课教师,并着手创办《政法译丛》杂志。也是在这一年,北京大学设立了全中国第一个政治学博士点,中国新时期政治学奠基人赵宝煦决定招收开门弟子。得知这个消息后,俞可平非常兴奋。他一边工作一边备考。好不容易考完了,却迟迟等不到录取的消息。事后才知道,赵宝煦当时正在苏联讲学,委托系里的一位老师帮忙录取。“或许是担心自己挑的人赵老师不满意,这位老师决定,保险起见,谁也不录取。”俞可平说。
但坚毅绝对是俞可平身上最强大的基因之一。任何事情,但凡下决心要做,他就一定会尽己所能地去实现。第二年再考,他如愿走到了赵宝煦面前,和被推荐录取的现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浦劬一起,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政治学博士生。
入学一年后,俞可平放弃了当时非常难得的海外联合培养机会,试图说服导师同意自己转变研究方向——从国际政治转向中国政治,从政治理论转向政治现实。
“中国政治这么敏感,干嘛要学这个?”面对赵宝煦的询问,俞可平给出了两个答案:“第一,在中国社会,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不是经济;第二,整个社会洋溢着改革的氛围,作为政治学研究者,应该参与到改革当中去。”
博士毕业时,俞可平再次留校,但他已经结婚,无处安家。“北大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教师必须已婚生子,或年满37周岁,才能在筒子楼分到一间房。我一个条件都不满足,当然不可能分到房子。”恰巧,当时中央编译局有意加强理论研究,向俞可平发出邀请,还拿出数套房子让他挑选。俞可平说,自己被这样的诚意打动,但住房绝不是他做出选择的唯一原因:“在北大3年,我越来越觉得校园氛围偏重学术,并非研究现实政治的理想平台。但我又不愿意毫无过渡地进入机关单位,那样就难有思想和人格的独立。相比之下,中央编译局是一个恰到好处的选择。因此,留校不足一个月,他便请调中央编译局,但同时在北大继续教书。
2006年,俞可平在厦门大学上弦场
1990年,俞可平升任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很快,他以一篇谈论人权的文章突破了当时的讨论禁区。“人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而在一些国家,人们对人权一直缄口不语……”文章中接连出现大胆观点,让不少人看得心惊肉跳。在那个视人权为禁区的年代,这篇文章在理论界引发了重大争议。
俞可平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教育部的一位领导看过文章后找到我的分管领导说,‘俞可平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权观,应该警惕这种新动向’,这位编译局的老领导却坚定地认为,文章观点是立得住的,将人权和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的做法‘大胆而有分寸’。后来人权研究解禁,我也因为这篇文章参与了中央下达的相关人权课题研究。”
此后,俞可平的言论一而再地被争议,又再而三地受到权威专家和权威部门的肯定,这让他在中国年轻政治学者中迅速脱颖而出。与之相伴的,是职称和职务的破格提拔。到1997年,他已被任命为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
“在编译局20多年,我一直以尘世的学问为主,说白了就是做对策研究和应用研究。这次回到北大,我会将更多精力转向纯粹的学术研究,也就是天国的学问。中国需要仰望星空的人,今后我将有更多的时间仰望星空。”俞可平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尘世的学问就像接力赛,需要团队的合作;天国的学问则好比登山,主要靠个人的努力,你能爬得多高,就能看得多远。”
2015年12月3日,俞可平回校工作后的首场演讲,颇受欢迎
《环球人物》:您热衷于将西方学术思潮的研究成果用于对中国现实的借鉴。在这个碰撞过程中,您发现了哪些问题?
俞可平:首先,人类共有的一些价值,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善治等,被当成西方特有的元素遭到排斥。其实,这些普遍价值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特点是很正常的,就好比一辆汽车,到了英国得右舵,到了中国得左舵,但无论右舵左舵,它终归还是汽车。不能因为西方先行一步,我们就不要民主、不要自由、不要法治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教训深刻。
其二,一些西方特有的价值,被当成人类普遍价值受到推崇。比如,西方社会强调个体价值,但中国文化特别重视家庭和集体。举一个例子,西方写通讯地址从个人写起,由小到大排列,我们则正好相反,由大到小,最后才到个人。
第三,在将中西方的某些价值、理念进行对照比较时,忽略了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发生了历史性错位。福山最近在反思美国政治的衰败,认为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太弱,必须强化。我同意这一观点,但不同意将它移植到中国。我们党和国家的权力还太强大,社会力量还没发展起来,所以我同意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提出的简政放权。
第四,任何理论都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开花结果。离开中国的现实土壤,再好的理论也可能产生消极的后果。在这一点上,我要特别提醒:有一些出国留学后选择在国外生活的“海外学者”,虽然不乏指点国内改革的“热情”,但如果自以为比国内学者更了解国内的改革发展进程,想成为中国改革的“国师”,其“不着地”的观点最终将误导决策者。
《环球人物》:您的许多观点,在提出时都很出格。为什么愿意一路踩着禁区走过来?
俞可平:因为我特别希望能做一个思想者。思想者和学问家、理论家不同,学问家的研究往往与现实保持着一定距离,理论家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但更多的是在为现实做注解和辩护,思想者则倾向于分析现实、谋划未来。思想者具有卓越的预见性、强烈的批判性,能基于对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提出超前的判断,并透过其所处时代的本质,看到人类的未来和命运,再带着未来的眼光观察现实。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伟大,需要伟大的思想,更成就于伟大的思想。我希望能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进步做出知识分子应有的贡献。
2006年11月,第三届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在重庆召开,
时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回答记者提问
《环球人物》:说到反腐,党中央近年来加大反腐力度,查处了一批贪官,这是民主发展的必经阶段吗?该如何看待贪官频现给党的声誉带来的负面影响?
俞可平:这绝不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恰恰相反,是因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还不够健全。我常说,一个水塘中死了几条鱼,可能是鱼本身有病;如果死了一群鱼,就一定是水有问题了。同理,如果个别官员腐败,可能是官员本身的问题,如果大面积腐败,就一定是制度环境有问题。我们一直忌讳讲制度的问题,深怕失去制度自信。其实,这里的制度并非宏观制度框架,更多的是具体的权力产生和制约机制。
查处这么多腐败官员,对党的声誉肯定会有负面影响。但不查处就不是负面影响的问题,而可能是亡党的问题了。而且,即使从党的影响和声誉来说,查处腐败官员也比放任腐败更能博得民众支持。严厉反腐恰恰是“重拾民心”的途径。当然,要从根本上遏制官员腐败,还是要做到中央强调的“三不”,即让官员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不想腐败。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特别看重如何让官员“不能”腐败,也就是构筑廉洁政治的制度屏障。这样,即便有些官员利令智昏、铤而走险,也有制度阻挡,使其贪欲难以付诸行动。
《环球人物》:您最理想的政治现实又是什么?
俞可平:一是善治,它高于善政,除了政府好,整个社会的治理也要好。社会高度自治,政府就变得不那么重要,谁当领袖都无关大局。我们现在做不到,但我希望我们能做到。二是高度民主,直至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也是我的最大理想。
转载自《环球人物》| 转载需原刊授权
更多内容敬请点击浏览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官网:www.rccp.pku.edu.cn。
希望阅读更多文章请扫描中心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