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治理和治理文明

2020-07-17  

文明治理和治理文明

加快推动文明治理和治理文明，是实现国家治理手段和目标的统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与治理文明的五层内涵（文化文明、价值文明、制度文明、行为文明和器物文明）相对应，文明治理必须以治理文明为目标、以价值文明为引领、以制度文明为核心、以行为文明为基础、以器物文明为载体。治理文明和文明治理的基本特征可统一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观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核心价值，是对这些价值的具体体现和真正落实。要实现文明治理，必须实现全内涵（从文化文明到器物文明）、全领域（从经济到外事）、全层次（从个体到全球）、全主体（从国家到个人）、全世代（所有世代）的文明治理，也就是“五全”文明治理。同时，要实现文明治理，还必须实现物质治理和文化治理、制度治理和价值治理、行为治理和心灵治理、一般治理和器物治理、硬治理和软治理、法制治理和民主治理、科技治理和人文治理、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大治理和小治理、境界治理和精美治理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我国国家治理才能最终形成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文明，并最终完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文/杨立华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教授

 

 文明、治理文明、文明治理的基本含义

中文中谈到文明，在不同背景下，具有不同含义。但一般来说，有这样几种用法：第一，作为“文化”的文明和治理文明。此时，人们常将文明作为“广义文化”的同义语进行使用，往往指的是人类、社会、国家等在历史发展和实践中所创造的各种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综合。第二，作为“价值”的文明和治理文明。这里的“文明”用以指人们追求的一种在道德、意识形态、哲学或目标等上的善或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状态，而且其往往作为人们奋斗的终极目标和结果的判断标准而存在。第三，作为“制度”的文明和治理文明。要实现作为“文化”和“价值”的文明，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制度安排又包括作为制度实体的组织以及作为组织规则、规范、惯例、习俗等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第四，作为“行为”的文明和治理文明。制度要发挥作用，要最终促进作为价值和文化文明的实现，还需通过治理主体（无论组织或个体）的活动、行动、决策或执行等来完成，而这些就是行为。第五，作为“器物”的文明和治理文明。以上提到的四种文明，在社会生活过程中，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会或多或少地融入社会生活所涉及的各种器物之中。而这些器物，不仅包括工作、生活和娱乐等各个方面的一切建筑和用具，包括吃穿住用行所需要的一切用品，也包括道路、桥梁、市场、庙宇、公园、绿地、河流、湖泊等所有人造物和施加了人类影响的自然景观，都变成了治理文明的器物载体（图1）。

文明治理就是以治理文明为目标的“文明”的治理；或者说，文明治理是手段和过程，治理文明是目标和结果。具体而言，和治理文明的五层内涵相对应，文明治理也可分为五个层次：以治理文明为目标的文明治理，以价值文明为引领的文明治理，以制度文明为核心的文明治理，以行为文明为基础的文明治理，以器物文明为载体的文明治理。

 治理文明和文明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上面界定了文明、治理文明和文明治理的基本含义，但什么是其现代化呢？或者说其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又是什么呢？如果说，现代治理文明和文明治理也是现代文明的组成部分，且同时体现着现代文明；那么，就可从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出发，分析现代治理文明和文明治理的基本特征。而且，事实上，无论是对文明、治理文明、文明治理，人们对其基本特征的描述往往也都表现为一组基本价值；而这些价值不仅和上面所讨论的文明的五个层次之一的价值是相通的，而且其本身作为文明的特征或标准，衡量或表达着文明的文化、制度、行为、器物层次的基本特征（表1）。

 “全文明治理”新模型：内涵、领域、层次、主体、世代的五全模型

上面从文化、价值、制度、行为和器物五个维度讨论了文明治理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在所有这五个维度都实行文明治理，就是全内涵的文明治理。同时，如把一国整体的社会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军事、外事等，并在所有这些领域都实行文明治理，就是全领域的文明治理。就一国而言，治理也分不同的层次，包括个体、社区、城市、地区、国家、全球等不同层次，在所有这些层次都实行文明治理，就是全层次的文明治理。一国国家治理的主体也是多种多样的，既包括国家、政党、政府、军队等所有国家机关和组织，也包括社会、企业、社会组织、宗教组织、国际组织、科研机构、专家学者、社区、家庭、公众、公民个人等，所有这些主体都参与和实行的文明治理，就是全主体的文明治理。当然，国家治理也是持续的过程，不仅要在这个世代实行文明治理，也必须在下个、甚至无数个世代实行文明治理，这就是全世代的文明治理。把这五个方面都结合起来的文明治理就是“五全”文明治理（图２）。

要真正实现有效彻底的文明治理，以上五个方面的全面性文明治理缺一不可。否则，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导致整个文明治理出问题。就不同的内涵而言，如果没有行为层次的文明治理，价值、制度、文化、器物层次的文明治理都会受到影响；如果没有文化、制度、价值和行为文明，器物文明就会缺乏灵感和源泉；如果没有器物文明，文化、价值、制度和行为文明也会缺乏器物载体。同样地，就不同的领域而言，如果只有经济领域的文明治理，而没有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文明治理，经济领域的文明治理也不会彻底和长久，因为这些领域的治理是相互影响的。就不同的层次而言，如只在国家层次上空喊文明治理，但却不落实到地区、城市、社区、个体乃至全球治理等所有层次上，国家层次的文明治理就永远只能停留在口头或政策上；同样的道理，如果只有部分个人或社区等实行文明治理，而不能在更大的城市、地区和整个国家实行文明治理，这样的治理终归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就不同的主体而言，如只是某些主体实行文明治理，而其他主体不实行，这就不仅不公平，而且也往往孤掌难鸣，最终谁都不能实行文明治理。在国家治理中，不能仅仅要求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实行文明治理，却不要求政党、政府和其他各种国家机关实行文明治理；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可事实上，在所有主体的文明治理中，首先应该要求实现的就是政党、政府及其所有机构和人员的文明治理（如采用民主形式、实行宽松自由的政策、尊重社会和个体的创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领导国家实现更彻底的文明治理。就不同的世代而言，真正永续的文明治理强调在所有世代都实行文明治理；否则，只在这个世代推行文明治理，在其他世代不推行，就可能使这个世代实行的文明治理在下个世代退化成非文明治理。

 实现文明治理的有效途径

第一，文明治理是物质治理和文化治理的有机结合。现在讲国家治理，强调最多的还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生态优美、军事强盛、外事强国等方面，这些追求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物质层面的追求，缺乏对精神和文化因素的足够关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等指出，物质的需求只是人的需求中比较低层次的需求，随着这些需求的逐渐满足，人们会提出更多的精神和文化的需求，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主动发现和满足这些需求，而且要求我们在促进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等诸多方面的同时，也必须强调更多的精神和文化要素。

第二，文明治理是制度治理和价值治理的有机结合。现在讲国家治理，讲得比较多的是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建设。一方面，这是对的，因为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制度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是连接文化治理、价值治理和行为治理的桥梁。但是，也必须认识到，制度治理不仅反映治理价值，而且也受到治理价值的制约。如果没有现代化的、文明的治理价值，在错误、落后的价值主导下，即使治理制度体系建设得再完备、再精密，也不仅不是现代化的、文明的治理，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强化传统、落后、封建、专制的治理。。

第三，文明治理是行为治理和心灵治理的有机结合。前面讲到行为治理在整个文明治理中的重要性，人或组织的行为总是受人的思想和意识的支配，如果仅仅强调对直接和表面的行为的约束，而不强调对人或组织的行为背后的思想、意识、动机、认识等的治理，就会大大降低行为治理的功效。而对思想、意识、动机、认识等的治理，可统称为心灵治理。如果真正在思想、意识、动机和认识等的治理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人和组织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都会自然而然地符合现代文明治理的基本要求，并会不断地优化和改善这些行为。

第四，文明治理是一般治理和器物治理的有机结合。如果说，可以把文明治理中依靠器物文明进行治理的国家治理简称为器物治理，把文化、价值、制度和行为治理统称为一般治理；那么，真正的文明治理也必须是一般治理和器物治理有机结合的治理。举例来说，如果说作为礼治、文治和教化之治的中国古代文明治理做到了一般治理和器物治理的完美结合；相对而言，现在的很多国家治理则不仅仍然缺乏有意识的文明治理，也缺乏一般治理和器物治理的有机融合。正如前面的分析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观代表了当代我国国家治理文化、价值、制度和行为等文明的一些共性的基本特征，但当代国家治理的器物（无论建筑、办公用品、生活用品、娱乐设施等）在哪方面真正反映了这些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诚信、友善等最基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

第五，文明治理是硬治理和软治理的有机结合。硬治理和软治理的区分，首先可以从物质治理和文化治理的角度来说，把物质治理看作硬治理，文化治理看作软治理，这个问题上面已经进行了讨论。其次，也可以从基本设施等硬件提供和服务等软性服务方面来区分，如此则前者是硬治理，后者是软治理。例如，在大量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社区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或基础设施（例如电影院、书屋、运动场馆等），但是这些设施基本处于无用的状态，这就是其后期服务、规范等软治理没有有效跟进的结果。要真正让这些设施使用起来，并发挥作用，提高我国社会治理水平，就必须实现硬治理和软治理的有机结合。再次，从治理的手段来说，有些治理的手段是相对强制性、强迫性、严厉的、急切的和令人不快的（如镇压、执法、拘捕、单方面的高强度宣传等），自然比较生硬，可把这些治理称之为硬治理；有些治理手段则相对是柔性的、缓慢的、宽容的（如教育、劝说、潜移默化的改变、助推式管理等），可称之为软治理。有效的国家治理，就是要实现这两种治理的有机结合。

第六，文明治理是法制治理和民主治理的有机结合。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是：民主和法治是相互支撑的；既不能离开法制谈民主，也不能离开民主谈法制。如果只讲法制，不讲民主，这样的法制就只是专制的工具，也会导致更大的专制；如果只讲民主，而不讲法制，这样的民主也只是无政府主义的借口和温床，将最终导致社会混乱和暴力化。因此，将法制和民主有机结合起来，在推进法制的同时积极推进民主，在推进民主的同时积极推进法制，使得二者相互支撑，相得益彰，国家和社会就会治理得更好。

第七，文明治理是科技治理和人文治理的有机结合。现在提到治理现代化，很多人往往将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的应用联系起来，认为使用了更多科技化、智能化的治理就是现代化治理，就是治理的现代化。一方面，这或许没有错，科技和智能化的治理可以提高治理的效率和质量，自然也会促进治理的现代化。但另一方面，过于理想化科技和智能化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也会导致科技利维坦的出现，导致过度使用科学技术来控制、压制和影响人的个性、自由、权利、隐私和发展，导致技术对人的控制和压迫，并进一步导致掌握技术的人、组织和国家等对人的高度精密化的控制，从而使得传统专制的管理模式因为借助技术的帮助而变得更加专制、独裁，严重伤害个人和社会的自由。

第八，文明治理是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的有机结合。治理的文化有正式的文化（官方的文化）和非正式的文化（民间文化）等的区分，治理的价值有正式（官宣的价值）和非正式的（民间和流行的价值）等的区分，治理的制度也有正式的（基于宪法、法律和政策等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基于传统、习俗、管理、文化）等的制度的区分，治理的行为也有正式的（显性的行为）和非正式的（隐形的行为）的区分。但是，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文化、价值、制度和行为都是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并对整个国家治理过程和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当然，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的关系也是复杂的：有些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的方向是一致的，这时非正式治理就是正式治理的补充，或者在适合哪种治理的情况下就可以采取哪种治理，端看具体情形的要求；但有些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的方向则是不一致的、有偏差的，这时就要尽量促成两种治理的一致性，或者实现一种治理对另一种治理的有效矫正；还有些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的方向却是截然相反的，甚至会形成直接的对冲，这时在进行治理时，就必须根据治理的要求，尽量采取能促进治理目标实现的正式治理或非正式治理，同时有效抑制或避免另外一种治理；否则，就会导致治理的失效或失败。

第九，文明治理是大治理和小治理的有机结合。如果只关注整体、大局和全局，而不是关注部分、局部和小处，就会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虽然会使治理在表面上看起来波澜壮阔，但也可能会导致很多问题，损害部分、局部、小处的利益，最终导致治理的千疮百孔，使得再宏伟的治理和伟大的工程，也会最终毁于一旦，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样地，如果只关注部分、局部、小处，就会陷入繁琐小事和细枝末节的陷阱，就会失去全局观和整体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最终导致虽然部分、局部和小处的治理很精致、很完美，但这些精致和完美都只能孤立存在，甚至有可能相互冲突，一盘散沙，使得再精致完美的小治理和小环境，也都敌不过大环境的变化，甚至会因为大环境和大治理的变化，而在一夜之间消失无踪。

第十，文明治理是境界治理和精美治理的有机结合。国家治理还要讲境界、视野、高度和格局，没有一定的境界、视野、高度和格局，国家治理往往就会陷入就事论事，为眼前的利益所迷惑，为眼前的情形所羁绊，就会显得没有战略和格调，也就不会关注真正高远的目标和高远的利益，不会有真正的整体性、长远性和革命性治理发展和变革。例如，如果讲生态和环境问题，只知道局部的街道卫生、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地退化等，但不能上升到国家生态文明的境界，不能有人和自然相互依存的认识高度，就不能真正解决生态和环保问题。与此同时，如果只讲境界、视野、高度和格局，却不讲实际治理的精致和精美，这样的境界、视野、高度和格局也会变得大而不精、粗而不美。

 

 

       本文原载于《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1期。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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