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4-21
本文从新冠疫情暴发后社会学界的两篇主流解读入手,尝试提出一个关于传染性疾病所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之应对的整合主义视角。首先,从人类应对传染性疾病疫情的总体模式——回应不足 + 容纳——出发,引入了关于公共卫生危机应对的一个长时段的社会学视角; 其次,本文把疫情应对的整个决策过程看作是一个又一个微观决策空间内应对高度不确定性的分散行动的集合,在这一进程中,关于风险、责任、成本、资源和优先性的认知,架构了各级决策者的动机、判断以及两者间的互动,论述了决策者所面临的决策约束的多样性; 最后,借助于总体性社会的基础能力(infrastructural capacity) 这一概念,本文系统描述了有助于中国社会控制并战胜疫情的多种社会的和制度的资产(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assets) ,从而将人类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之类的紧急治理场景,放置于一个坚实的嵌入性取向之中。
文/刘能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
前言
继2003年SARS疫情之后,刚刚迈入2020年的中国社会又进入一场全面的公共卫生危机———强传染性和高致死率的新型肺炎在一个位于中国陆上交通网络中心结点的超大城市暴发,且暴发时点恰好处于中国人口季节性流动的黄金时期,作为怀疑对象的感染源中间宿主依然是可疑的、被迫进入到人类食物链之中的野生动物。
这一疫情的暴发,恰好处在全球经济低潮,为讨论全球和地区经济持续衰退前景的经济学家,以及致力于诋毁中国国际形象的一部分海外公共关系专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同时,也为观察中国社会治理能力的全球观察家们提供了一个精彩纷呈的实例。如何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来看待这样一场疫情?
本文的目的在于提倡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考察应采取一个更为完整的整合性视角( integrated perspective) 。一次完整的社会学审视,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几个内容:(1) 在人类应对公共传染病危机的社会史中,由于其高度的不确定性,以及涉及两种秩序——日常生活秩序和疫情防控秩序——转换带来的巨大社会、经济和文化成本,早期的控制失败或处置不当似乎成了一种“常态”,而物种进化史中人类社会对高致死率疫情的最基本回应,便是容纳(accommodation) ,也即“与之斗争 + 与之长期共存”的一种状况;(2) 在方法论上尤其讲究“同情理解”的社会学,应该充分意识到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之决策过程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全局性,以及决策所要面临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约束,从而更深一步理解“两种秩序”转换所需的决策资源、决策时机和决策空间;(3) 作为一个具有特殊社会组织和动员机制的全球大国,中国社会对新冠疫情的回应和处置,建立在中国社会特殊的基础能力之上,这种基础能力至少表现为三个层面的社会—制度资产——高度发达的集体主义文化心智、高度动员型的社会组织体系、高度后发的技术支持(技术治理) 体系。本文坚信,在公共传播当中,除了道德化的审视、指责和制度性的批判外,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仍然可以对整个新冠疫情的处置全程做一个更为完整(holistic) 的解释。
公共卫生危机人类回应史的社会学视角:长时段vs短时段
英国社会学家Robert Dingwall 在新冠疫情暴发后于美国科技杂志Wired 上发表的一篇评论,呼吁我们采用一种长时段的进化生物学的视角来看待病毒和人类社会的关系。病毒及其暴发所带来的对人类社会生活秩序的破坏性冲击,从一个长时段的视角来看,实际上是一个常态现象。这种正常化的视角,不但可用以解释诸如艾滋病、寨卡病毒等的全球暴发,也可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内,与上述病毒共存的社会事实。
如果说容纳,也即人类社会不得不接受各种类型的病毒及其引发的各种规模的疫情长期存在、医学体系与之相互竞争、病毒和人类相继获得生物学进化结果这样一种事实,是一个长时段视角所揭示的常态(normality),那么另一个具有常态性的事实,就是人类在疫情暴发初期回应不足或处置不当的现象。
目前,早期回应不足或处置不当的主要解释,一个与公共卫生危机决策的特性有关,另一个则将关注点放在两种秩序——日常生活秩序和疫情防治所需的严格社会控制秩序的转换所涉及的巨大成本和代价之上,包括宏观层面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成本、中观层面的大众社会的集体反应模式,以及微观层面的行为适应和行为转型所隐含的巨大代价。
互动论医学社会学家 Philip Strong,对人类社会关于高风险传染性疾病的短期即时回应进行了概念化分析,三个组成要素分别为恐惧、道德化和行动(Strong,1990) 。恐惧既是人们面对高传染性和高致死率疾病时的一种本体论回应,也是在缺乏信息供给的状态下,人们应对高度不确定性的一种基础心理反应。道德化则指向了人们对所谓的“社会正义”的需求。行动则指向了一种相对来说较为积极的应对方向。在某些情况下,道德化很可能会发展为个别的或集体的社会污名化行动,进而实施超出限度的社会制裁行为,人们虚幻地获得了所谓的“社会正义感”和“行动效能感”。
抢购口罩、消毒产品和清空超市货架的行为,是恐惧情绪支配下的理性的、可预测的自我保护行动;而在尚未确诊的情况下服食过量对症药物的行为,则是过度恐惧心态下的非理性行为。从某种意义上,围绕李文亮医生从揭露疫情,到受到警方训诫,再到他感染确诊直至死亡的过程,则见证了普通公众道德化情感的起落轨迹。深陷双重标准之中的部分西方媒体关于“武汉会否成为下一个切尔诺贝利”的追问,则是政治性的“虚假”道德化指责的一个实例,而全国人大立法禁止野生动物交易行为这一法律回应,则成为这一系列道德化行动中最为重要的制度化成果之一。本次新冠疫情暴发,我们看到的不是各种各样自发社会行动的高涨,相反,我们更多地看到了行动的限制。相反,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的行动是本次新冠疫情处置的主流。
决策约束
在恐惧和道德化冲动的双重推动下,公众很容易做出有关应对不足和处置不当的质疑和指责。但是,理想的、符合公众预期的技术理性和恰当应急处置的一步步展开,需要包括正当性、说服力、专业知识和充足资源在内的一系列条件的保障,而疫情应对的复杂性则意味着每一个决策都不可能是轻易做出的。其次,疫情应对的决策所需要的集中化程度很高,但在早期授权和代理机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第一线的决策往往处于一个分散的、随意地去中心化状态。
在本文中,决策约束特指各个层级的决策主体在面对新冠疫情确认、治疗方案形成、疫情数据统计和发布、抗疫资源动员、疫情社会影响后效预测,以及如何设计全方位有效防控和应对措施等一系列重要决策环节时,所直接感受到的或预想到的各种限制。新冠疫情应对的决策过程,不但涉及从基层单位、地方领导层直到最高决策层的整个纵向行政—政治体系,也超出了以专业能力和辖区责任为基准的常规决策权限的概念。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决策约束,有的建立在古典决策过程研究早已指出的信息供给程度、信息质量和信息可靠性之上,有的则考虑了决策主体所嵌入的微观理性选择过程的复杂性,在这个微观理性选择模型中,决策主体对风险、责任、成本、资源和优先性的认知,架构了他们的动机和判断,以及两者间的互动关系;另一些则和决策层级本身所处的空间位置有关:比如,诸如外交影响和国际公共关系评价,以及全国范围内应急资源和应急体制的动员和调配,并不是基层和地方决策者所优先考虑并纳入他们的理性选择模型之中的;相反,地方政治责任和地方经济绩效方面的考虑,在他们决策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大一些;另一些时候,关于损失、成本和代价的预测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决策主体会本能地放缓做出决定的速度,尤其当这些损失、成本和代价又和经济理性、文化优先性和价值观正当性相关联时。
(一)高度不确定性
关于本次新冠疫情的医学认识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其呈现出的高度不确定性,公众关于此次疫情的一些基本认识也逐渐被打破。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不仅对疫情应对的医学部分产生了极大的压力,同时也使得决策者的决策效能感大大降低。
(二)优先性排序
本次疫情应对也在多个层面上使得我们重新审视优先性排序这个核心的价值问题。抗疫第一线的白衣战士的优先性排序是把病患的利益放在了自己的本体论利益生存和回家与亲人团聚之上。政治家的优先性排序,使得人道主义考量、公共安全和国际形象方面的考虑,超过了对经济绩效的考虑。疫区人民和普通公众的优先性排序,则是自我牺牲、自我约束和集体一致的努力,超过了勉强回归正常的渴望。不同决策主体所处的立场及其优先性排序,很大程度上影响决策的走向,并决定了公众对特定决策究竟是持支持还是反对的立场。
(三)专业知识的决策地位
公共卫生危机的处置,其实质是专业知识基础上的理性决策。衡量技术理性和技术回应性大概有微观到宏观的一系列指标:疫情第一线抗疫专业体系的准备程度、技术能力和基础设施充分度是一个微观指标,从地方到国家层面传染病防控的法规地位和相匹配的监测和报告体系的有效性是一个中观指标,以CDC为代表的专业力量在疫情决策中所处的中心或边缘地位是一个宏观指标。在某种程度上,与专业知识相竞争的往往是政治的和执行的部门,因为两者的优先性排序非常有可能产生冲突。尽管我们缺乏充足的民族志资料来验证本次新冠疫情早期的处置不当和回应不足,非常有可能来自CDC、病毒实验室、第一线医疗科室等专业力量的判断未能在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事实,处于选战之中的美国应对本次新冠疫情的某些做法,也许可以作为旁证:美国CDC的经费削减使得专业力量在本次新冠疫情应对中面临严重的捉襟见肘的局面,而对公共卫生专家警告疫情可能大流行的发言权的限制,也表明了政治力量相对于专业力量的强势。
(四)符号政治的信号体系
大众媒体和新媒体在传递这一类信息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些时候,地方政治领导人的更替、中央工作组的派驻及其人员组成和更替都可看作是符号政治的信号体系具体运作的案例。在国际印象和观感塑造方面,火神山医院实况建设的网络直播在抗衡本次疫情早期的国际污名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恰恰是中国式符号政治直指人心的一类重要信号。
总体性社会的基础能力
2020年2月底,世界卫生组织在与中国政府联合召开的发布会上,充分肯定了中国社会战疫总体措施的有效性、医务界的高超专业水准和强烈奉献精神,以及疫区人民的自我牺牲和自我克制。3月初,新冠病毒在韩国、日本、伊朗等多个国家出现了大暴发疫情,引发国内控制“输入型疫情”的又一波动员。在中国社会治理的场域中,存在着一系列的社会—制度的资产 (socio - institutional assets) ,使得我们可以在面对诸如紧急公共卫生危机、严重自然灾害、大规模社会干预等社会治理需求时,表现出独树一帜的动员能力和应对能力。这种社会—制度的资产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应对此次新冠疫情的一个总体上的基础能力(infrastructural capacity) 。中国总体性社会的某些方面,显然已经成为我们对抗疫情及其扩散的最重要的认知—文化的、制度的和技术的资源。
(一)认知-文化资源:过往经验、民族自豪感和集体主义文化心智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社会对集体性生存、集体性发展和集体性权益的强调,在各国治理文化框架内独树一帜。与此同时,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复杂诡异的国际舆论环境也再次激发了民族自豪感这一凝聚性力量。此外,2003年的SARS抗疫经验,不但为我国公共卫生系统准备了专业人才、技术规范和全国统筹一盘棋的制度设计,也为广大民众面对新冠疫情的暴发,准备了一个可以用于对比并解释疫情细节的认知框架。这些制度的和心理的遗产,与美国社会中强调个体主义的解决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制度资源:动员型社会的社会组织机制
在国家和政府行为这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中,学者们曾经提出过一系列的界定。本人认为,把中国的社会体制看作是一个拥有精细社会组织机制的动员型社会可能更为恰当。本文将中国作为动员型社会的内生的多重社会组织机制和社会资源安排模式,看作是中国社会应对本次新冠疫情的一类重要制度资源。涉及的相关要素主要包括:主要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机制,如医疗、教育等,以及主要的社会公用事业掌握在公共部门手中;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口支援制度,在本次医务援助的高风险动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党员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明显。此外,更深层的社会动员基础,在于单位制、社区属地管理制度和近年来的两新组织建设和社会领域党建,它们构成了中国社会高强度社会动员的一个完整体系。与此同时,借助于温铁军教授长期以来持有的、关于城乡二元社会的制度性安排在历次城市危机管控中扮演积极角色这一观点,乡村社会作为小型的自给自足经济单元,对于全国范围内隔离制度的形成起到重大支撑作用。以上一系列组织要素集合起来,构成了中国国家应对本次新冠疫情而呈现出来的强大统筹安排、调度和协调能力的重要基础。
(三)技术资源:互联网领域的技术应用优势
在互联网领域,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但在互联网应用方面,中国目前处于相对的领先位置。与前互联网时代相比,实施高等级社区隔离制度和交通管制的中国城乡地区,社会秩序的维护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一个稳定的、客户需求导向的互联网行业系统。大数据处理方面,在流行病学调查中,出现了电信部门辅助提供旅行足迹的新型用途;教育和医疗相关的互联网应用平台,成为社区隔离制度下推进远程教育和远程医疗的主要基础设施,并塑造了新的使用习惯;电子支付的高渗透率、全国性电商物流体系的布局和快递业的高效“在场”,使得核心疫区之外的后勤物资分配,主要由市场方式达成,这也成为全国范围内实施一体化社区隔离制度的一个坚强后盾;而娱乐和信息传播的互联网化,则不仅起着心理安慰的作用,也起着公共教育和启蒙的作用。
结语
新冠疫情还在不断地发展中,我们的观察也仅仅是暂时性的,存在着学术批评的空间;在拥有了更多的证据和资料之后,我们的结论和看法也存在重大修正的可能。总的来看,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严重流行的可能性,不但取决于医学解决方案的完善,也取决于世界各国政府和民众面对新冠疫情的认知转型和行为调整。从中国政府应对和处置新冠疫情的总体实践来看,我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牺牲和代价,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并且存在向全世界共享我们的资源和经验的可能性和机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的如下意见,表明了中国特有的社会—制度的资产在抗击全球传染病方面所具的独特地位:我们的反应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我们采取的方法和措施是有效的,但世界其他地方很难复制我们的部分经验。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往往并不拥有支撑我们的经验和做法的认知—文化的和制度的资源,以及在一个更小的层面上( to a lesser extend) ,技术的资源。新冠疫情的应对和处置,是体现中国社会特定性和嵌入性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案例,也是打破国际关系领域盛行的双重标准和污名化的一次重要的公共关系的和文化的战役。
本文原载于《学海》2020年第02期。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编辑:杨伊佳、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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