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冬：政治研究不能缺“田野调查”

2018-01-26  

杨雪冬：政治研究不能缺“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是一个获得常识、激发思维活力的过程。尽管它来自人类学、社会学，但已经被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诸学科认可并采用。政治学研究采取田野调查受到研究对象的层次性、规模差异以及体制性等因素限制，所以作为研究方法主要用于低层次的政治现象。但是“田野精神”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好奇、探险、想象力以及对研究对象的主体性的尊重。

文/杨雪冬

中共中央编译局 研究员

 

 

当代中国研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领域。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是通过田野调查、理论生产和实践参与三种基本方式实现的。我们通过这三种方式体验到政治运行中的生活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并从不同层次方向趋近中国这个复杂变化的巨型政治体，得出不同的图景，这些图景重叠交织在一起，使得研究的发现不断趋近现实，理论的命题更能揭示规律。

 

田野调查是一个获得常识、激发思维活力的过程。尽管它来自人类学、社会学，但已经被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诸学科认可并采用。社会学家郑也夫曾经说，汉语“田野”的概念精妙。“野”对峙于“文”、“文献”；“田”以其象形，道出边界性、局限性，拒绝泛滥无边、大而无当。但是政治学研究采取田野调查受到研究对象的层次性、规模差异以及体制性等因素限制，所以作为研究方法主要用于低层次的政治现象，比如村、乡镇、县，至于更高层级的政治，应用起来就有很大的困难。但是“田野精神”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好奇、探险、想象力以及对研究对象的主体性的尊重。

 

田野调查至少有三种功能。

 

 通过田野调查我们能接触到政治中鲜活的人

 

政治中的人不能简单地用“经济人”假设来框定，政治人的动机和激励因素更为复杂。在政治运作过程中，人的角色是多样的，有决策者、政策执行者以及政策对象，而由于层次的变化，低层级的决策者也是政策执行者，高层级的政策执行者对于下级而言，就是决策者。这种多重角色的转化，往往会使本来清晰的行为逻辑变得复杂。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还可以将政治行为者区分为改革者、保守者、“骑墙派”（搭便车者）、极端者，党员领导干部、党员、政治积极分子、普通群众等。北京人、上海人、东北人、浙江人、福建人、四川人等这样的地域身份也会给政治行为打上鲜明的烙印。而对于田野调查者来说，如果听不懂地方普通话和方言，便难以进入调查对象的生活和话语语境之中。

 

 田野调查丰富了我们关于政治的常识

 

常识中蕴含着经验和智慧，而且富有启发性。这些常识有不同的载体，有的是俗语顺口溜，有的是形象的比喻，还有的是酒桌上的段子。这些顺口溜、比喻、段子，可从某个角度折射人们对政治的认识，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提炼，可以丰富我们对政治的认识。比如，有的地方传出的“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县里是好人，乡里是恶人，村里是仇人”比喻的就是当地人对政治信任差序格局的认识。还比如政策制定中的一些“翻烧饼”现象，政策执行中的一些“打排球”现象，信访中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政策执行中“老大难，老大难，老大重视就不难”的“一把手”现象等。

 

 田野调查能激发我们的问题意识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田野调查能让我们走出书斋和象牙塔，感受到生动的生活，以现实的问题激发我们的思考。就我而言，曾经有连续10 年的时间，每年都会有近两个月的田野调查。尽管自己出生在农村，成长在县城，但是不同区域的调查，大大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维。比如“压力型体制”这个概念，就是上个世纪90 年代末期，我们在河南等地调研后形成的，现在已经得到了国内同行的肯定。

 

 

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有三种田野路径。

 

在我看来，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有三种田野路径。第一种是家乡化研究，就是将自己的家乡作为研究的对象。这种方法虽然进入门槛低，获得资料容易，但也会因为卷入个人的情感而限制客观的判断。第二种是参与式观察，比如利用蹲点、挂职等方式深入到某个地方，参与到某个政策活动之中，既有“内部人”的参与便利，也能作为第三者去观察分析。但是参与式观察会遇到学术伦理问题。第三种是跟踪观察。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几个地方采取定期回访的方式，进行长期跟踪观察。但这种方式所需时间和资金较多。这三种路径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相互组合和补充使用的。田野调查也需要资料收集，地方志、组织史资料、地方党政公开的文件等都应该是我们收集分析的重要资料。在收集和使用过程中也要有保密意识。

 

        本文原载于2017年5月8日《北京日报》14版。为方便阅读，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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