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跃进：“选举”何以成为“威权”的修饰词

2018-01-26  

文/景跃进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在比较政治学中，选举与民主可以说是一对绝配。自熊彼得以来，选举之于民主，一如寡头之于组织：言组织必言寡头，言民主则必言选举。然而，应了那句老话——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不但打翻了众多威权政体的帆船，而且也顺势搅浑了比较政治学的语义场——既有的词汇组合被打散，新的搭配方式令人瞠目结舌。曾经与民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选举，如今竟然现身于威权政体的阵营之中。诸如“选举式威权”这样的表述，虽说未必是一地鸡毛，但也确实让人脑洞大开。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新的组合方式究竟是一种概念或理论的创新，抑或只是一种思维的混乱？民主化第三波究竟打出了怎样的浪花，让一些重量级的学者作出这样的术语选择？对于这样的现象，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些疑问是笔者在遭遇此一“变故”时发自内心的困惑，如今转化为本文试图加以分析的对象。

为了解答以上疑问，首先需要梳理海外学者对第三波民主化的早期回应。基于熊彼得“选举中心论”的民主观念，多数学者不约而同地将新兴转型国家纳入民主阵营。这种包容性的概念策略反映在术语上，便出现了各色各样的在民主前面添加形容词的乱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科利尔（David Collier）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坚持熊彼得路线的前提下，尝试建构一种新的分类方式，以便在扩张的民主阵营中确立一种逻辑秩序。

为了操作的方便，在遵循“历史与逻辑统一”原则的前提下，本文的写作风格可以表述为基于过程，但以逻辑为重。这种处理方式可能会牺牲学术研究演化本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不过，对于一篇旨在进行专题梳理的文章而言，这种选择给予作者相当的灵活性，有利于在给出一个简要勾勒的情况下抓住问题的关键。

如上所说，鉴于学术传统的路径依赖以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政治意义，最初的概念分类是在熊彼得所奠基的平台上进行的。只要迈入竞争性选举这一门槛，便被认为进入了民主阵营。尽管这种做法早有质疑，但声音很弱。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这种处理方式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

（一）卡尔的警言：“选举主义”的谬误

在对熊彼得选举概念进行反思的学者中，特莉·卡尔的名字值得一提。早在1986 年她就提出了“选举主义”（electoralism）的概念，质疑民主的选举标准。1996 年她与史坦福大学的同事菲利普·施米特合作，发表了题为《民主是什么，不是什么》的论文。这一讨论中，作者对选举与民主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思考。其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第一，特定的程序规范对于民主政治的存续是必不可少的。根据拉美国家的经验，施米特和卡尔又增添了两个附加条件：（1）民选的文官政府能够切实行使政府权力，而不受非选举官员、军人或其他人士的阻扰；（2）政府组织（政体）必须独立自主，其行动必须不受其他重要的政治机构强制力的支配。

第二，只有程序是不够的。“仅这些程序尚不足以界定民主政治，……就其本质而言，它们是民主政治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据此，他们主张不能简单地把民主“等同于定期举行选举”，并将这种观点视为“选举主义”之谬——“民主政治最一般的界定是把它等同于公正、可靠、定期举行的选举。有些人甚至认为，仅选举这一事实，即使是某些政党或者候选人被排除在外，或者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不能自由参选，就构成了民主政治存在的充分条件。这种谬见被称为‘选举主义’。”

（二）戴蒙德的区分：选举民主与假冒民主

戴蒙德是一位比较民主化研究的著名学者，不但如此，他还是《民主杂志》的联袂主编。这一角色显然有助于他以一种超越的视野来看待第三波民主化与比较民主化研究。因此，选择他的言论作为概念创新过程中的过渡性代表是合适的。

除了自由民主，选举民主还有一个对应概念，这就是所谓的“假冒民主”。对于理解选举民主一词而言，假冒民主具有更为重要的限定意义。事实上，选举民主一词此前早已提出，但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包容策略来使用的（通过添加形容词来表征的缩减型民主）。在戴蒙德这里，选举民主一词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是在排除策略的意义上来定位的。何以如此断论？假冒民主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

所谓的假冒民主是指在表面上存在定期的竞争性选举，但是即使按照民主的最低限度的程序标准，其选举也是颇成问题的，因此很难将其归入民主阵营。在这一意义上，假冒民主的概念相当于对新兴转型国家做了一个二分切割：其中符合最低限度程序标准的国家可以贴上选举民主的标签，而剩余有问题的产品则归入假冒民主的箩筐。

对于排斥策略而言，选举民主与假冒民主概念的提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它意味着学者们突破了民主与威权的传统二分法，开始认真对待两者之间存在的第三域。在一些学者看来，这个中间地带既具有民主的属性，又具有威权的特征；因此既不属于民主，也不属于威权。通过选举民主和假冒民主的概念发明，戴蒙德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他的概念策略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一种排斥的冲动，尽管他依然将民主作为修饰的主词（从词汇构成来看，“假冒”是形容词，“民主”是被修饰词，因而是主词）。在下一棒的接力中，我们将会发现形容词的修饰对象是如何从民主转向威权的。

（三）谢德勒的修正：“民主选择之链”

上世纪90 年代后期萌发的反思之风，尚起于青萍之末。虽然开始了新的探索，但步履蹒跚，许多重要问题亦未充分涉及。到了本世纪初，这种反思不但蔚然成风，而且具有“成建制”的特点。2002 年4 月号的《民主杂志》设有一个专栏，标题便是《没有民主的选举（Election Without Democracy）》！这一短语所具有的冲击力，只有在与下列经典名言的对比中才能充分领悟——只要选举的便是民主的，或凡是选举的都是民主的！

 将选举与民主的关系悬置起来，目的显而易见：要将那些虽举行竞争性选举但并不合格的转型政体从民主的名单上除名。从逻辑上说，对部分新兴转型国家采取排斥策略有三种可以选择的方法：（1）放弃选举标准，为民主概念另觅准绳；（2）将选举标准从核心地位（分水岭/试金石）挪开，降为民主的必要条件；（3）保留选举的核心地位，但对其进行全面改造，提高选举标准，抬升民主阵营的门槛。

第一种方法最为彻底，但不具有可操作性，放弃选举标准将给西方主流民主理论带来难以承受的冲击，其结果甚或是灾难性的。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述，这种选择所支付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可能得到的收益。因此，实际的探索在第二种和第三种选择之间进行。其中，卡尔、施米特等人的研究大致可归入第二条路径。但如上所述，在选举之外另觅标准也存在很大的风险，它会将学者引入话语竞争的是非之地，使民主成为一个高程度的“可争议概念”。因此，在本世纪初的集体反思中，安德里斯·谢德勒立场鲜明地选择了第三种方法。

于是，所有的探索都指向一个问题：如何区分选举民主与选举威权？我们需要一个可操作化的、用来衡量和判断选举是否“搞定”的标准。在这个问题上，熊彼得意义上的选举标准显然过于粗糙了，它是上个世纪冷战背景下提出的，旨在以二分法的方式区分民主与威权。在21 世纪的今天，在经历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它已无力处置形成于灰色地带的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沿循熊彼得-达尔的路线（尤其是达尔的民主程序规范要求），谢德勒提出了由七个环节构成的“民主选择之链”（the chain of democratic choice）。

经由上面的叙述，本文基本回答了标题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选举”成为“威权”的修饰词。在笔者看来，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术语革命，其新异程度在政治学关键词中无出其右，或许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与之媲美。

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史表明，现实政治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会带来相应的概念大洗牌。我们很幸运，躬逢其时。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比较政治学中的第二次术语革命。第一次发生在上个世纪60 年代。二战之后大量新兴民族国家登上了世界舞台，为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作为一种学术回应，那时涌现了众多的新词汇，如政治系统、政治结构、政治功能、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等。它们的出现突破了比较政治学的欧美格局，使之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学。如今，我们遭遇的不再是新兴民族国家，而是新兴转型国家。如果说，第一次术语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找到最具包容性的词汇，以容纳众多参差不齐的新兴独立国家；那么第二次术语革命的任务，是如何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出现的新兴转型国家进行分类定位。

如上所述，这一定位经历了一个深刻的演化过程。迄今为止，我们尚无法断言这一过程已经终结，但大致脉络亦已清晰呈现。笔者认为，可以用“从包容到排斥”这一短语来加以描述。这一演化过程的内涵可谓丰富多彩，既涉及逻辑和名号的问题（如古典分类/种类等级、部分-整体等级、穹概念、民主概念的最大策略与最小策略等），也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如二分法、程度主义、转型范式等）；既涉及概念的反思与修正，也涉及政体类型的重构。在这一系统工程中，本文的关注点——用“选举”来形容“威权”，是其中最为突出也最令人“困惑”的一个现象。

本文力图表明，选举“沦为”威权政体的修饰词，并非事出偶然，亦非学者的心血来潮，它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错综复杂性在知识层面的学理反应。从在民主前面添加形容词，到将形容词的帽子套在威权之首，这一转换反映了比较民主化研究一系列内在的深刻变化。在这一过程中，符号更换和术语创新（发明新的术语及新的词汇组合方式）是变化之果，而非变化之因。当然，这一判断丝毫不影响本文所考察之题的重要性，毕竟现实世界的意义是通过概念的符号体系来赋予的。

谢德勒对选举概念所做的手术，从宏观上看似乎不大，但其影响所及既深且巨，因为概念体系内部的一个微小变化会牵动整个语义场的连锁反应。这种反应的强度与概念体系的逻辑严密程度成正比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本文的副标题必须添加“新政体分类”，因为概念问题不只局限于自身，概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

在结束本文之际，指出并强调下面这一点是适时的：依时间过程而展开的叙述并不意味着出场先后之间存在着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关系。笔者建议，不如将其视为一种逻辑上的迭出关系。这样一来，文中提及的分歧与差异同时体现了不同方法和多元观点之间的并存与竞争。笔者相信，这种竞争有可能在某一天给学界带来新的惊奇。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5期，原文标题为《“选举”何以成为“威权”的修饰词——选举概念的重构及新政体分类》 。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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