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超 张长东：民主化范式的四大命题及其批判

2018-03-06  

袁超 张长东：民主化范式的四大命题及其批判

作为政治变迁的基本形态,"政治发展"与"政治衰败"本为硬币之两面,但在理论研究中却呈现出重前者而轻后者的现象。政治发展研究笃信先发国家的成功经验,内在地认为可以凭此避免政治衰败,一枝独大的民主化范式即倾向于认为西方民主化道路是后发国家通向"善治"的唯一途径。民主化范式内含着经济发展、精英政治、民族国家建构、民主巩固及其与民主化关系等四大命题。然而,理论与现实的张力反映出该范式存在"线性发展观"和"政体二元论"两大内在局限,导致其愈来愈难以解释现实政治变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文/袁超 张长东

上海行政学院 讲师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副教授

 

现实中的政治发展与政治衰败存在着不可割裂的联系，可能是同一组变量发生不同变化的结果。虽然现代化范式、民主化范式以及在批判这两大范式基础上产生的依附理论、政治欠发展理论和混合型政体理论等都将政治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和最终价值取向，但这些理论实际上都内在地以克服政治衰败为潜在目标。

“民主化”在政治实践中被等同于政治发展，不仅继承了现代化范式关注的传统主题，甚至“沾染”了它的目的论色彩，这导致民主化范式存在与现代化范式相似的“二元论”“直线论”和“一统论”缺陷。

托马斯•卡罗瑟斯总结了民主化范式的五大核心假设：（1）任何专制政体崩溃必然会向民主政体转型；（2）民主化被视为几个阶段依次发生的连续过程；（3）选举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选举即是民主；（4）对于实现民主转型而言，最主要的因素不是结构性条件，而是政治精英；（5）第三波民主转型是建立在稳固且有效运转的国家基础上的。研究者把国家构建视作转型过程的一部分，认为民主构建与国家构建是相辅相成的。卡罗瑟斯还遗漏了一个具有意识支配性的潜在预设，即民主政体是转型的终极目标。从非严格意义上讲，民主化研究者在若干问题上达成一定共识，形成了以下四大主要命题。

 命题一：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民主政体的存续，认为 “民主更有可能在发达国家得以存续”。

这一命题得到后期学者研究成果的支持，成为经济发展与民主化关系问题的一个主流结论。

普沃斯基等证明了一旦民主化发生，它要存续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为基础；隆德雷甘和普尔证明贫穷是导致政体转向威权主义的最重要因素。瓦莱丽•邦斯认为，普沃斯基的研究所使用的数据缺失了许多“新兴民主国家”的材料，对民主化产生更为重要影响的因素应该是经济改革，越民主的国家，推行并持续经济改革的倾向越大。

在宏观的因果关系之下，许多文献专注于描述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因果链，通过探寻关键的中介变量来展示其因果机制，除了为人熟知的“中产阶级”“公民社会”，近年来颇受关注的是“不平等与再分配冲突”。博伊克斯，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研究认为民众比权贵更拥护民主，权贵追求非民主的理由与民众要求民主化的理由是相似的。考夫曼和斯莱特则认为二战之后发生民主崩溃的国家都是弱国家，这些国家是否存在再分配能力是值得怀疑的，又何谈不平等导致再分配冲突。

 命题二：政治精英在民主制度设计和民主化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

强调精英在政治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源自人们内心关于精英政治的意识自觉，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在确立了民主政体的强国家，真正左右政治局势的终究是政治领导人或者精英团体，而非人民。在民主化范式中，这种精英主义的理论自觉同样明显：政治精英在民主化过程中扮演着中心角色，与此同时，一些结构性的因素被相对边缘化。

精英行为之于民主的关键影响除了表现在有利于启动民主转型以外，还表现在维系民主或破坏民主两个方面。奥唐奈认为政治精英主导着政治架构和制度安排的设计，甚至有决定是否接受民主规则限制的自主性，这二者关乎民主政体的存续和质量。

 命题三：民族问题和国家建设问题对民主政体的存续与发展产生关键影响。

早期的民主化研究认为民主建设和国家建设相辅相成并能够在民主化过程中同步完成。实际上，关于民族和国家建设问题在不同国家民主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不同，所指向的是现实政治复杂性的问题。林茨和斯蒂潘认为主权国家是民主的先决条件，关于国家性的共识，在逻辑上应优于民主制度建设。

邦斯提出了“普遍性结论”和“地区性结论”的区分，在方法论层面意味着个案选择会大大影响研究结论。任何一种哪怕来自比较案例的经验研究，也难以真正觅得普遍性的结论，需要综合地区差异、国家特点来考虑关于建构次序的问题，比如林茨提出的民族-国家建构应该优于民主制度建设，又如近年来福山提出的强政府、法治和民主之间的建构次序问题。

 命题四：民主巩固能够有效应对政治衰败。

民主化范式的话语霸权在巩固民主的价值正当性基础上，以部分地区为经验基础建构了民主政体的普遍有效性，于是，民主政体就成为实现善治的最优甚至是唯一途径。大部分研究民主崩溃和民主巩固的文献几乎都以“民主崩溃是不好的”这一价值预设为前提，自觉地就把民主国家尤其是“新兴民主国家”的政治衰败问题转化为民主崩溃问题来研究，认为民主国家的政治乱象是民主不够深化的结果。

基于对文献史的简要回顾，笔者认为民主化范式存在着两大内在局限。

 首先，在认识论层面主要表现为机械的“线性发展观”。

由“线性发展观”主导形成的认知逻辑是具有明显缺陷的，它具体可表现为认知“失真”、认知“偏狭”和认知“僵化”。在这三大认知缺陷的影响下，那些民主化范式中的命题和结论，对历史进行了“选择性遗忘”，掩盖了现实的复杂性，抹杀了未来的多样性。

 其次，在方法论层面主要表现为简化的“政体二元论”，即指将政体划分为了“民主-专制”两大类。

以此为基础，民主化范式认为政治发展即是从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和过渡。社会二分法与政体二分法都是对现实状况的过分简化，由此而形成的两种“过渡路径”则是目的论导向的线性历史观的最佳例证。

卡罗瑟斯批判了“专制政体必然转向民主政体”这一基本命题，认为许多经历了所谓的民主化的国家只不过是单纯建立了某些民主制度，但与真正的民主政体相去甚远。部分国家从一种威权转向另一种威权，且丝毫没有向民主政体转变的迹象。戴蒙德提出，第三波以来新建立的政体所具有的最典型的特征是：既非真正民主又非传统威权。学者们把这种政体类型称之为“混合型政体”。混合型政体展示了现实政治中广泛存在的灰色地带和其中丰富的政治多样性。研究者应该重新确立理论假设：把过去常常忽视的介乎完全民主与完全独裁之间的政体，看作是当下发展中国家和后社会主义世界最为常见的政治形态。

对冷战后混合型政体的研究，被惯性地置于民主化范式之中加以解释。在民主化的理论视野下，混合型政体总是被归类为“有缺陷的”“不完全的”或是“转型的”民主政体。“竞争性威权主义”的提出者列维茨基和威认为，以上这类分析是缺乏经验基础的。把混合型政体当作是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过渡形态已是不合时宜了，而简化、线性的单向转型路径更是难以切合现实。学者也已经纷纷显示出对简化解释的批判自觉，尊重现实复杂性与多样性的意识开始在比较政治转型研究中得到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充分的重视。

政治衰败是政治变迁的基本形态，它与政治发展相对，常被模糊地视为负面政治现象和影响的集合。有国内学者将其内涵归纳为三个基本方面，“政治系统的功能弱化”“治理能力的退化”和“政治向无序化方向发展”。

民主崩溃不仅仅强调民主政体的瓦解，更强调民主政体被逆转，“政体”是民主崩溃问题的核心。而政体转型的本质就是“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客观来看，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不应附加先验性的价值判断，只有当特定政体与具体的治理形态相关联时，对政治权力结构变化进行价值判断才是有意义的。而政治衰败理应具有绝对的负面价值判断，它是政治权力无序运作的结果。政治权力的无序运作既可能由政治权力内部因素导致，也可能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相互影响的结果。

政治衰败与民主崩溃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唯有进入现实政治的具体语境时，特别是当民主崩溃与特定治理形态相关联时，二者才可能存在共同之处。在理论上不宜想当然地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衰败问题归因于“不够民主”或“民主崩溃”。因此，必须重新调整政体二分法和背后的二分逻辑，把威权政体和混合型政体当作可能长久存续的政体类型来研究，建立一种政体类型的连续谱意识，即形成一个包括专制、威权、混合型、民主以及尚未出现的可能更有利于实现人类普遍价值的政体在内的政体谱系，使人们能更开放地去认识现实，而避免陷入到既有理论的局限之中。
 

         本文原载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04期。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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