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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2
立足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改革的时代背景，本文探讨了中国公众高度政治支持的社会来源及其变化。文章利用最新的全国性大规模城乡社会治理调查数据CSGS2015进行定量实证分析，逐步检验了文化价值观、经济发展绩效以及多种政治制度绩效的影响，并且引入社会结构变迁中的不平等变量，全面且系统地分析了文化、制度和社会结构三大类因素对中国政治支持的影响力。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制度和社会结构三个方面共同且有区别地影响了中国公众的政治支持,中国公众高度的政治支持的社会来源分布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即由经济发展绩效转向政治制度绩效，并且社会公平分配问题影响了政治经济制度绩效作用于政治支持的程度。
文/郑振请 苏毓淞 张佑宗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 副教授
台湾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 教授
中国公众的政治支持：概念内涵与研究对象
在现代国家，公众的政治支持是政治体制合法性的体现，主要指公众对政治制度和政治社群的组成及其表现的支持，一般包括信心、认同、偏好等隐性的支持态度，以及投票、游行等显性的支持行为。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国情讨论政治支持，主要分析层次是社会公众对国家/中央层面的政治制度的支持，主要内容是指公众对国家现行政治制度的信心、认同和偏好等政治态度。
本文探讨的政治支持的内容相当于普遍支持，亦即对国家政治制度的一般性支持态度。这一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界定，是对近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逐渐走向整体性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动态发展过程的适应，也是从实质面向推进政治支持研究的努力。
政治支持的来源：文献、理论与研究假设
1．探讨政治支持来源的两种路径
政治支持来源于何方？或者说，人们为什么会支持某种政治制度？从1960-70年代对美欧政治信任危机的研究，到1990年代对东欧转轨国家政治信任低迷的探讨，国际学术文献大致形成了以“外生性”文化价值观为解释变量的文化主义分析路径和以“内生性”制度绩效为解释变量的制度主义分析路径，试图解释包括政治信任以及政治认同和偏好等政治态度的来源。文化主义路径重视生命早期经历、社会资本因素对政治态度的长期性外生影响，同属文化主义视野的现代化理论重视现代化背景下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影响，包括“批判性公民”的挑战。制度主义路径则从理性选择的视角指出政府绩效（包括经济发展绩效、政治问责绩效以及公共服务绩效）对公众政治支持的内生性激发效应。
但是，自二十世纪末期起，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浪潮的冲击下，很多国家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不仅固化了社会阶层的分化，激化了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如果要弥补经典二元分析路径的疏漏，必须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出发对文化主义和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进行补充和整合。
2．中国政治支持的来源：文化、制度与社会结构
至少最近二十多年来，作为中国政治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信任和政府绩效评价一直处在较高的水平上。从政治发展的演化角度，这种较高水平的政治支持局面的形成，有其历史动力和时代特征，也有着与此一历史阶段相对应的社会基础。从1990年代初到2002年前后，这个十年是中国共产党研究吸取苏共执政教训并且积极思考自身执政能力问题的关键时期。在2004年秋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积极思考的成果被提了出来，此后中共全方位提升学习和执政能力，不断完善能适应快速变迁社会的治理体系。到2013年秋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波历时十年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浪潮被升为更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两个十年，是中国执政党自身制度建设和国家政治制度发展完善的关键时期，当前的政治支持局面是对这一关键时期内积累的政治成果和制度绩效的回应和肯定。另一方面，上述的两个十年，也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加快，各种利益和价值观多元化的重要时期，城乡差别、区域发展差距、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等问题都在发展演变之中，形成了更加复杂的社会结构。
3．研究假设
当前中国公众政治支持局面的形成和社会结构的多样分化乃是同时发生的。那么，这二者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十分值得探索。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内生性的制度因素和外生性的文化价值观因素既然对政治信任有重要的激发作用，那么，可以合理预期这两类因素对于政治支持也具有一定的激发功能。因此，本文将把这两类要素纳入实证研究之中。此外，就中国特定的国情而言，也有必要将中国特色的社会结构要素纳入实证分析之中，系统检验文化、制度与社会结构三个层面是如何协同影响公众的政治支持。
基于上述文献和理论讨论，我们提出如下四个研究假设：
假设1：不同类型的价值观影响中国公众的政治支持，权威主义价值观更容易激发政治支持，而自由主义价值观则更可能抑制政治支持。
假设2：政治制度绩效的改善对公众的政治支持具有积极的提升作用。
假设3：国家体制内的职业从业者的政治支持高于体制外从业者的政治支持。
假设4：社会结构变迁中的不平等问题，包括客观的不平等和主观的不公平感知对政治支持有抑制的作用。
数据概况与变量操作
1．样本与数据概况
本文使用清华大学及其他合作机构于2015年7月到2016年3月开展的“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CSGS2015）数据进行分析。该调查一共抽取了7500个样本，最终有效样本为4068个，回收率为67.65%，是目前可以获得的关于中国公众政治态度的质量最高的调查数据之一。
2．变量测量
在CSGS2015调查问卷中，题F20提出了与政治支持相关的多个具体问题，这些问题的设计参考了既有的政治支持研究和测量文献，并根据中国政治与国情的特点进行表述，包括询问社会公众对于政治制度的信心、以政治制度为荣、无条件支持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制度选择偏好等。我们以此F20问题的四个子题作为本文测量因变量的操作依据。我们对四个子题的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提取一个公因子作为对一般性政治支持变量的测量。
在自变量方面，本文涉及的主要包括四大类自变量：一是文化主义视野下的自变量，主要包括人际信任、集体主义、服从权威和自由主义价值观；二是制度主义视野下的自变量，主要包括经济绩效和多种政治绩效变量，三是社会结构视野下的自变量，聚焦于职业的体制差别、家庭收入、阶层认知和分配公平感知等四个变量。根据前述理论推导和已有研究的启示，可以认为文化、制度和社会不平等结构三类变量作用于政府信任。因此，我们在实证分析中将首先考察文化变量对于政府信任的影响，之后在控制文化变量的基础上考察制度变量的影响，然后在控制文化和制度变量的基础上考察社会结构变量的影响。
文化变量的设置和测量参见下表，主要包括人际信任和价值观倾向。我们区分了两类典型的价值观倾向：传统权威价值观和自由民主价值观。本文采用Shi的定义，使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传统权威价值观测量数据提取两个公因子，分别为集体主义倾向和服从权威倾向两个公因子。
制度变量的设置和测量参见下表4，主要包括经济绩效和政治制度绩效两大类。经济绩效主要指个体对于国家经济形势的评价，政治制度绩效参照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主要反映公民对于国家整体治理状况的感知，包括政治参与、人大监督、政府回应、政治自由和腐败状况五个维度。此外，为了反映近年来一系列反腐败行动对于公民政府信任的影响，我们还加入公民对于中央政府反腐败力度的认知作为政治制度绩效的一个维度。
本文主要探讨的社会不平等变量的测量如下表5所示。
描述统计与回归分析
1．均值统计和因子分析
对制度的信心、以制度为荣、无条件制度支持以及制度选择偏好等四项都处于中立以上的较高水平，说明CSGS2015的调查印证了此前多项研究对中国公民众有高度政治支持的判断。
接着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F20题中四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统计结果显示，上述变量Cronbach’s α系数为0.71，KMO值为0.74，Bartlett球度检验卡方值为3011，并且Sig.=.000，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说明了这四道问题在测量政治支持上具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因子分析后，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所提取的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39%。我们将该因子命名为“一般性政治（制度）支持”因子，作为本文中的因变量，探索各类自变量对一般性政治支持变量的影响力。
2．政治支持的回归分析及发现
本文通过逐步回归的方式代入文化、制度和社会结构三类变量以检验假设。为了避免统计上的偏误，回归分析中对于缺失值采取了剔除的处理方法。同时，我们采用因子膨胀系数（VIF）检验的方式避免变量间多重共线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各变量的VIF值均小于2，由此可以判定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状况。从模型1到模型4，我们依次检验了人口统计学控制变量、文化主义变量、制度绩效变量和社会结构变量对于中国公民一般性政治支持的影响力，图2将四个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可视化展现。
图2：一般性政治支持的回归分析结果
在未考虑文化、制度和社会结构因素的前提下，模型1中控制人口统计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性别（男性）、年龄、户口（农村户口）与党员身份和政治支持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表明如果公民是男性，具有农村户口，随着年龄的增加，则对政治制度的支持度会提升，而且党员身份要比非党员明显地更加支持政治制度。此外，教育程度和政治支持之间的关系虽然为正相关，但并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加入文化主义变量后，户口和年龄对政治支持的影响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文化主义变量较人口统计变量对于政治支持的解释力更为重要。尤其是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系数明显大于任何一个人口统计变量，说明了文化主义变量是影响政治支持的主要变量。这一结果与已有关于政治信任的研究基本一致。服从权威价值观虽然与政治支持呈现正相关，但是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在传统权威价值观中，集体主义倾向是主要影响政治支持的因素。综上,假设1得到了很好的检验，亦即：不同类型的价值观影响中国公众的政治支持，传统权威价值观更容易激发政治支持，而自由主义价值观则更可能抑制政治支持。
模型3检验了政治经济制度绩效变量对于政治支持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作为经济发展绩效的国家经济状况变量和政治支持显著正相关。政治制度绩效中，人大监督、政府回应和政治自由度感知均与政治支持显著正相关，而政治参与则负相关（但统计不显著）。在制度绩效的不同维度中，公众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力度的感知程度对于政治支持的积极影响是显著的。比较各个变量标准化系数来看，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力低于各种政治制度绩效。这些结果表明，以政治制度原则（人大监督）和制度绩效表现（政府回应、政治自由、反腐败力度）为主的综合性国家治理绩效正在超越过去普遍重视的经济发展绩效成为政治支持的主要来源。在腐败程度客观评价上，仅仅只有民众中央官员腐败程度的评价对于政治支持具有统计显著的影响力（负相关），说明了在中央官员腐败程度比地方官员腐败程度对于一般性政治制度支持的影响力更为显著。综上，假设2也得到了支持，即政治制度绩效对公众的政治支持具有积极的提升作用。
模型4考察了社会结构变量对于政治支持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首先，假设3并未获得实证支持，亦即国家体制内外的职业差别对政治支持的影响并不显著。其次，作为客观的经济不平等的指标，家庭收入水平和自我阶层认知变量对政治支持的影响并不如假设4预期的显著，而作为主观不平等指标的分配公平感知变量则对政治支持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不仅说明分配公平问题已经成为政治支持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而且还表明主观性不公平感知要比客观的不公平状况更能直接激发个人的政治态度。这个发现对于当代中国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表明假设4的一半得到检验，亦即主观的分配公平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公民政治支持的重要因素，分配公平感知越高，则政治支持越高，反之则不然。并且，引入分配公平感知变量之后，经济发展绩效的变量不再显著。这说明随着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加快，文化、制度和社会结构共同但有区别地影响着政治支持的形成，而且社会分配问题已经取代了经济增长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政治合法性的新来源，尤其值得决策者重视。
最后，在放入社会结构变量后，整体模型的解释力显著增强，模型整体解释力的R2系数从模型1的0.037开始逐步提升，模型2加入文化主义变量后为0.240，模型3和模型4分别加入制度变量和社会结构变量后为0.337和0.342。而且，在模型2到模型4中当新变量加入后，代表模型整体解释力变化的ΔR2都具有显著的F检验结果，这表明加入的新变量对因变量具有足够强的边际效应。可以说，任何单一视角的解释都是有局限性的，包含文化、制度和社会不平等结构在内的整体模型对于中国政治支持的生成更有解释力。
结论
本文采用最新的可靠的全国性大规模城乡社会治理调查数据CSGS2015进行实证分析，全面且系统地分析了文化、制度和社会结构三大类变量对政治支持的影响力。实证研究首先发现，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对中国公众的政治支持仍然发挥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新生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则显著抑制了政治支持的水平。其次，经济发展绩效对政治支持的促进作用已经减弱，并且让位于政治制度绩效，后者包括了当代国家治理的多种要素。再次，多种社会结构变量的引入及其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传统上由于国家体制内外差异而产生的职业政治态度的差别已经模糊，公众更重视本人对分配公平问题的主观感受，并且这种主观感受要比客观的不平等状况更能显著地影响政治支持。
总的来说，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公众对当前政治制度的支持虽然依旧很高，但是这种政治支持的社会来源分布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即由经济发展绩效转向政治制度绩效，并且社会公平分配影响了政治经济制度绩效对政治支持发挥作用的程度。文化、制度和社会结构因素三个方面共同但有区别地影响着中国公众的政治支持，这对全面而准确地理解中国公众高度政治支持的社会来源具有重要意义，启发我们超越单纯的历史决定论和经济发展决定论而从更广阔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结构变迁来理解中国长治久安的道路。
本文原载于《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3期。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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