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向纵深拓展的三大进路

2019-02-17  

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向纵深拓展的三大进路

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政治传播研究，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和业界的辛勤耕耘和潜心钻研，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体系正在形成，并逐步在现实的政治传播实践中发挥着指导和引领作用。在这个时候，冷静而理性地观察和分析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未来进路，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必要的反思性判断和前置性引导，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文/荆学民

 

中国传媒大学 教授

 

 进路一：持续聚焦高势能运转的政治宣传研究

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是政治宣传，这个判断是对古今中外政治传播实践的理论总结。

从一般学理上讲，现代政治中政治宣传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正是来源于人类政治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双重属性及其张力关系。正是人类政治的理想性及其不断实现这种理想的永不间断的渴望和努力，决定了人类政治首先近乎本能地和自觉自愿地选择政治宣传来推展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宣传就是用政治的未确定的理想性来引领、感召、鼓动受众，通过行动使政治的理想性不断地转化为现实。

基于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双重属性，可以把政治在现实中的运行图景划分为“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两个层面。所谓宏观层面，是指政治在国家层面的运行，如国家的政治理想推展、政治制度安排、政治权力运行、政治秩序控制等，亦可称为国家政治；所谓微观政治，是指浸透在社会层面的政治，如一般社会活动和百姓日常生活层面的弥散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

政治宣传天然性地存在于国家政治之中。国家政治所依赖和使用的主要工具或传播路径，正是政治宣传。政治宣传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本质特征和强大的国家机器功能，就是因为它是国家政治存在和运行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可以说，国家的存在，决定着国家政治的存在；国家政治的存在，决定着特定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特定意识形态的存在，决定着国家宏观政治运行机制的存在；国家宏观政治运行机制的存在，决定着政治宣传的存在。国家政治的强大性，国家特定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决定着政治宣传永远都是在国家宏观政治的层面上“高位势能”运行。

理性聚焦于现实进行思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立足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并引领和指导人类朝着共产主义迈进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以共产主义为政治信仰的伟大的政党；中华民族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立起来并迈向伟大复兴的民族；新中国的建立、建设、改革、富有、强大，最有力地体现了政治的理想性通过政治宣传的强大引领功能，这一切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在上述的过程中发挥着无以取代的伟大作用。历史是如此，现实是如此，未来也是如此。中国的以政治宣传为主轴的政治传播模式短时期内不会改变，政治宣传将一如既往地释放巨大的传播能量。

当然，现代政治中的政治宣传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放系统。随着传播技术迅猛发展和媒介地位的突出变化，互联网时代所要求的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使中国的政治宣传也焕发出一定的新的活力，对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鼓舞和中国政治文明的国际影响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行政的政治宣传态势与效果，还远达不到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宏大政治战略的要求，远达不到国家治理现代化伟大战略的要求。

因此，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向纵深拓展，将继续高位势能运转这一面向和进路，要求理论研究者应高度重视这一领域，不断提供改进党和国家政治宣传所需要的新思想新理论。

 进路二：高度关注方兴未艾的微政治传播研究

从政治学角度思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层变化，应当说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持续变革。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逐步分离和良性互动，“政治”不断地从“国家形态”向“社会形态”回归和迈进，伴随着这种回归和迈进，微观政治越来越凸显出来。

从政治学的学理上讲，微观政治的凸显有其内在的根据，是如前所述的政治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双重属性及其张力关系使然。政治始于理想，决定了宏观政治的强大运行与强力覆盖，但是，特定的宏大政治理想总是在不断地向现实转化，总是不断地被现实所检验、所修正。在两者的张力关系中，理想性总是不断地向现实性这一极倾斜，各种不是从理想出发的“微政治”应运而生。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互联网时代传播技术迅猛发展导致了时代跃迁，“自媒体”时代已经到来，而传播进入以微博、微信以及未来不可预见的“微传播”形态则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

微观政治与“微传播”的镶嵌与耦合，迅猛激活了微政治传播。

自媒体时代的微传播，通过改变人类的交往方式，重置着过去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塑着政治传播形态。基于自媒体的微传播，第一，“赋权”于社会以某种难以定性描述的政治权力，社会获得一种可以与国家政治对应的力量。第二，社会民众从一种新的途径获得宏观政治宣传以外的各种政治信息。第三，社会民众有权力有能力，能够依据自己的理解来解读和评论从宏观政治宣传中所获得的各种政治信息，使其产生新的“蝶变”效应。第四，在这种特定的意义上，其赋权的“社会”有着越来越强大的“政治构建”功能，各种区别于国家宏观政治的“微观政治场域”通过迅捷而快速的传播会应运而生。

当然，通过迅猛发展的传播技术而生成“微政治传播场域”是一把双刃剑，当它们所谋求的政治目的与国家宏观政治理想一致或接近时，二者便会相向而行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正能量；相反，一旦“微观政治传播场域”的诉求与国家宏观政治的理想反差过大，二者的能量就会相互抵触和磨损，在某种条件下，甚至会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危机。

从理论上讲，微观政治传播与国家宏观政治中的政治宣传的“行进逻辑”是不一样的。政治宣传中的主导逻辑是“政治的”，即政治权力主导的遵循既定政治目标和政治理想的行进机制，而微政治传播的主导逻辑是“传播的”，即媒介权力主导的遵循即兴事实和具体事件的行进机制。传播逻辑注重于从现实的具体事物出发，通过细微的传播图景，深入其社会背景，展现其具体过程，演示其构成细节，聚焦其核心诉求，放大其影响效果。通过引发到某种政治层面而发酵和延伸，形成一种强大的反作用于国家政治的社会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微政治传播就可能会提升到国家政治的宏观层面，引发宏观的政治变革。

所以，所谓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并不是国家与社会的割裂，现实中，不存在没有国家政治的社会，也不存在没有社会的国家政治；所谓国家宏观政治与社会微观政治，也不是互不相干的两个领域，现实中，没有脱离宏观政治的微观政治，也没有脱离微观政治的宏观政治。

在当下中国，政治传播研究聚焦和着力于方兴未艾的微政治传播领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应是一种理论自觉。

 进路三：深度融合迅猛兴起的政治传播交叉学科研究

伴随着政治传播由国家宏观政治向万象丛生的社会微观政治领域的延伸和拓展，诸多学科所聚焦的政治传播的新的学科方向、新的“交叉地带”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

可以预见，政治传播研究的新兴交叉领域会在两个维度上延展。

第一，基础学科比如像哲学、历史学等对政治传播的关注，会进一步使政治传播的“学科高度”、“学科厚度”大大增强。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科，其巨大的优越性首先是要求廓清和厘定任何研究的“研究对象”，并对研究的“核心理念”进行“前提性批判”，这将使以往政治传播研究经不起深究的“前提观念”得以澄明。其次，哲学研究方法的“抽象”能力，可以使以往政治传播研究的杂乱无章华而不实的种种貌似方法的“方法”，通过提炼和升华，成为一种更具普遍性更有解释力和说服力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历史学的介入则会使当下的政治传播研究通过“走向历史深处”，对时代作出富有详实史料支撑、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批判和解释。

第二，与时俱进的种种新兴技术性方法聚焦于政治传播研究，自然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新景观。聚焦新的研究领域，追求新的研究样态，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形成新的研究领域，必定是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新的进路。

总之，当前全球政治的不确定性、不相融性，国内政治的正向性、敏感性、紧迫性，持续加大着对政治传播研究的依赖，政治秩序规制者角色的争夺、政治话语定义权的争夺、传播技术控制权的争夺等等，这一切，将赋予政治传播研究以艰深的风险和无穷的魅力，有志者，定将是，在艰深的风险中绽放其无穷的魅力！

 

 

       本文原载于《现代传播》2018年第1期。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