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23
意识形态与中美战略竞争
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意识形态在中美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取决于双边战略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认知这两个重要因素。自2017年底以来,中美双边战略关系发生了质变且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表示担忧,因而意识形态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显著度在上升、影响面在扩大。具体而言,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发生了三个显著的变化。第一,以前中国更多地是感受到意识形态压力的一方,现在美国也开始认为自己受到了来自中国意识形态的挑战。第二,除了在传统意识形态议题上的直接和显性交锋外,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开始在新兴议题上更多地以间接和隐性的方式体现出来。第三,在放弃接触政策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针对中国的目标不再是逐渐改变,而主要是为了竞争,甚至是为了打击和削弱。意识形态的影响体现在双方对本国秩序、他国秩序和国际秩序的担忧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和冲突必然到来。事实上,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困境”可以最好地概括当下意识形态因素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影响。也就是说,双方也许存在某种程度的“防御性的意识形态竞争”,而非像冷战期间那样的“进攻性的意识形态对抗”。中美双方要更准确地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保持自身意识形态的谦虚,努力实现一种有限度的良性竞争。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教授
中美关系在2017年底似乎跨越了临界点,迈入全面战略竞争时代。双方竞争的不断升温和关系的持续紧张,不仅使两国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也让其他国家忧心忡忡。双方的竞争更显性地体现在经贸、科技和安全等领域,然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也开始隐然出现。
本文旨在对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中美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试图寻找一个理论框架去理解当下中美关系中意识形态竞争的性质。本文的基本观点是:自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意识形态在中美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取决于双方的战略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方向的认知这两个重要因素。最近两年以来,双方的战略关系发生质变,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方向感到担忧,导致双方从某种程度上陷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困境”。因此,中美双方要更好地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保持意识形态的谦虚,努力实现一种有限度的良性竞争。
文献回顾
本文采用广义的“意识形态”定义,将其界定为对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的基本组织模式的理想描述及其实现形式。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双边关系,既有文献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既有文献基本上都认为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其影响也许可以通过建设性管控和加强共同利益得到缓解。第二,既有文献倾向于聚焦在造成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分歧的一些具体议题上,比如人权、宗教、西藏、新疆、香港等议题。第三,近一年来,在中美关系以战略竞争为主的情况下,国内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于中美之间可能升级的意识形态竞争的担忧。
整体而言,既有文献对于如何理解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有很大帮助,但是也在理论和现实层面存在不足。在理论层面,既有文献缺少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去解释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大小;在现实层面,既有文献尚未触及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影响的本质有无发生变化,以及其原因为何。基于此,本文将从中美战略关系和中国发展方向两个维度建立一个统一的框架,分析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意识形态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战略关系、发展方向与意识形态影响——从尼克松到奥巴马
中美关系正常化跨越了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障碍。尽管有原则性的政策声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仍然对关系正常化后的中美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其影响程度的大小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认知。简而言之,中美之间进行战略合作的需求越大,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就越小;中国的发展方向越符合美国的期待,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也会越小。反之,中美之间战略合作的需求越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就越大;中国的发展方向越不符合美国的期待,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就越会被放大。两个因素相比较而言,中美战略关系的重要性要大于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认知。
从中美关系正常化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非常小。在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也抱有很大的期待。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所进行的每一项改革都在美国得到正面评价。
然而,在80年代后期,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摩擦开始逐渐浮现。在某种意义上,苏联固然是当时中国的重大外部威胁,但是美国对中国内部秩序带来的挑战或许更为严峻。
1989年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使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矛盾一时间主导了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在这段时期,美国对中国进行指摘的议题领域有所扩展,包括了所谓“持不同政见者”、计划生育、“劳改产品”、宗教信仰自由、西藏和香港等众多议题。同时,美国针对这些矛盾和分歧的处理方式也更具有对抗性。另一方面,克林顿政府在其第二任期时决定加强对华接触战略,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重拾了在1989年之后一度冷却的对华经济、政治发展的期望。小布什上任之初,中美关系经历了短暂震荡,但是“9·11”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国家安全优先次序,也改变了中美关系。同时,小布什政府似乎依然期待中国发生美国想看到的经济政治变革。
在奥巴马政府任内,中美战略关系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两国领导层都有很强的政治意愿建立“积极合作全面”的双边关系。第二,尽管存在积极的政治意愿,中美双边关系的竞争性因素在这个时期却显著上升。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也在加深。第三,在奥巴马政府后期,美国国内掀起了一场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尽管大辩论未必有绝对共识,但是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声音整体向更加强硬的方向转变,是毫无疑问的。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国内开始认识到,期待中国在经济政治方面发生美国所期待的变革,似乎越来越不现实。
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关系合作和竞争同时上升,使得意识形态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也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在这段时期,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直接激烈交锋不多。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开始以新形式对中美竞争产生较大影响。相较于双方在一些传统意识形态议题上的直接和显性交锋,新形式的影响更加间接和隐性,却可能更加广泛。因为双方竞争的加剧,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这种间接和隐性的影响在奥巴马时期开始显现,并在特朗普时期的中美战略竞争中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
战略竞争时代的意识形态与中美关系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尤其是自2017年底以来,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彻底转变,进入了全面战略竞争时代。
在中美战略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期待都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因素以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和程度影响着中美关系。美国政府内外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越来越多地提到意识形态因素,甚至用意识形态来界定中美关系。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以前中国更多地是感受到意识形态压力的一方,现在美国则认为自己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意识形态挑战。第二,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开始更多地以间接和隐性的方式在新领域体现出来。如前所述,这种情况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即已开始出现。第三,在放弃接触政策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针对中国的目标不再是逐渐改变,而主要是为了竞争,甚至是为了打击和削弱。
具体而言,意识形态对当下中美关系的影响体现在对三种秩序的影响上。首先,是中美双方对对方影响本方国内秩序的担忧。其次,是中美双方对对方在其他国家推广意识形态、改变他国国内秩序的担忧。最后,意识形态影响了双方对国际秩序的看法。
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困境"?
上述讨论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最重要因素,或者说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和冲突必然到来,而只是说,意识形态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显著度在上升,影响面在扩大。即便如此,这种情况还是多少令人始料不及。从美国方面来说,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国外交战略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是在明显下降的。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固然在稳步提高,但是也从来没有计划向外推广所谓“中国模式”。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上升,也有一定的必然性。首先,大国战略竞争的最显性表现就是影响力的竞争,而大国扩展影响力的方式和手段必然受到自身意识形态和制度特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大国扩展影响力的时候所间接显示出来的意识形态色彩,可能会被对方认为是在进行有目的的意识形态扩张。其次,不同制度的大国之间的相对实力发生变化,客观上会对各自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有一定的示范意义。换言之,不同制度的大国之间进行战略竞争,即使双方没有进行意识形态对抗的意愿,意识形态因素也会影响到双方的竞争,并且可能会随着双方竞争的升级而冲突加剧。最后,在双边关系进入战略竞争阶段之后,中美之间高度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反而容易让意识形态的差异凸显得更加真切。
意识形态在当下及未来的中美关系中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美之间所谓的“新冷战”会否出现。但是,另一方面,以冷战期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去衡量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似乎本身就设定了一个极高的门槛。换句话说,如果以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为一端,以完全不具备意识形态因素的大国竞争为另一端,这中间还存在着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其他实现形式。
事实上,也许用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困境”来描述中美当下的情形最为贴切。也就是说,双方都认为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意图和行为是防御性的,但是对对方意图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使得竞争升级,从而导致双方的行为陷入恶性循环。如果冷战期间的美苏之间可以用“进攻性的意识形态对抗”来概括的话,当下的中美之间也许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防御性的意识形态竞争”。
正是因为意识形态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显著度在上升,影响面在扩大,中美双方都应当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竭力避免这种趋势持续下去。首先,就像应对安全领域的“安全困境”一样,双方应当更好地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并充分理解自身行为对对方不安全感所造成的影响。
其次,双方都应当保持一种意识形态的谦虚。这一点对中国来说较为容易,因为中国对待意识形态的态度更具有内向性,没有美国那种以所谓“普世价值”塑造外部世界的冲动。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的进一步上升,继续单纯保持内向性也许将越来越有挑战性。对美国而言,保持意识形态的谦虚则更加困难。美国人的意识形态“简单划一”,甚至高度内化到不自知。
最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也未必完全是坏事。幸运的是,两国的有识之士已经在呼吁,中美各自国内的改革和发展才是重中之重。中国的目标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特朗普也在最近的联合国大会发言中表示,“通往和平和进步、自由和正义以及一个对人类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道路,始于国内”。如果中美双方能够实现一种有限度的良性竞争,则无疑是两国和世界之幸。
本文原载于《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2期。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更多内容敬请点击浏览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官网:www.rccp.pku.edu.cn。
希望阅读更多文章请扫描中心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