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3-28
世界著名政治学家评民粹主义(三)
这一组关于民粹主义的评论,由18位世界著名的政治学家撰写,最初发表在2016年11月2日的《对话》(The Conversation)上。原编者在按语中指出:
民粹主义正在四处蔓延,迅猛发展。这一切何以发生?为何兜售民粹主义的人能大受欢迎?他们的政治风格能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其背后是否有着某些深层次的力量?民粹主义和民主是否有关?如果有,又是何种关系?是否如一些人所坚称的那样,民粹正是民主的精粹?是否正是为了民主的发展,新民粹主义才受到欢迎,受到控制,并且成为主流?或者说,民粹主义正处在一个危险的政治平衡上,对于民主制度来说不过是饮鸩止渴,它会损害民主制度,从而培育出蛊惑人心的政客、尾大不掉的企业和颐指气使的权力?
亨里克·班(Henrik Bang),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University of Canberra)
如今,大众民主真正的敌人并非唐纳德·特朗普、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贝娅塔·希德沃(Beata Szyd?o)和维克托·欧尔班,而是新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混合之后成为主流。一个新的政党统治联盟正在诞生。它将新自由主义的紧缩和改革政策混入民粹主义例外论及边境管制的思想。民主政治被简化为强人政治,迫使平民去接受“必需的”经济政策,并暗中操控政治系统以塑造一群积极且顺从的民众。英国脱欧后政治的特点,即是作为代议制民主本质部分的大众民主走向终结。一些政治家,如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乌弗·埃尔贝克(Uffe Elbaek)、巴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意识到了这些危险,并且试图扼制这股新自由-民粹主义所掀起的反大众民主浪潮。但他们重新联结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的努力只是被主流媒体简单地解读为反议会民粹主义(anti-parliamentarian populism)。这样的解读成功地将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间的差异框定为新的社会核心矛盾。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民众必须联合起来重拾民主。人们必须防止领导者成为主人,而自己则变成被规训的,只保留条件反射本能的个体与同质化的无知大众。人们需要向领导者们展示积极的公民自治发现并解决我们共同关注问题的力量。
有两股趋同的趋势正在使民粹主义成为一种潜在的消极力量。第一个趋势是,民主政体已经蜕变为非代表性的财阀统治(plutocracies),这使数量越来越多的人们感到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当认识到他们孩子的处境会变得更加糟糕时,这些公民渴望追随一个能为他们代言的人。那些将此归罪于精英的人往往将事情简单化处理,责怪现状并意图颠覆它。第二个趋势则有利于特朗普、法拉奇(Farage)、勒庞(Le Pen)、色诺芬(Xenophon)和汉森等民粹主义者的成功。媒体已经经历了一场革命,现在它们的商业模式已建立在社会媒体和点击量之上,而非事实之上。点击量依赖于戏剧性表演、特技、名人、娱乐和冲突。点击量与过滤程序(filter bubbles),或者与垂直整合数据平台算法(vertically integrateddigital platforms)的结合会导致严重的扭曲。真理和事实现在呈现为民粹主义者所赋予它们的含义。由于接受它们的群体从未向对立的观点开放,这些含义在自我强化。这些“事实”成为了对立群体各自坚持的相互竞争的观点,成为他们进行投票的依据。克服民粹主义需要给予民众符合比例代表制的发言权,拒绝新自由主义经济和财阀统治。也需要一个基于事实的和代表公共利益的新闻行业。我们要设法赋予事实和证据以普遍意义,重建其作为全国性讨论之基础的地位,并摆脱创造自我选择的网络部落的过滤程序。
劳伦斯·怀特海德 (Laurence Whitehead),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
为什么“民粹主义”近来成为了一个被滥用的术语?的确,民粹主义可以涵盖沙文主义、排外情绪以及对少数群体的歧视等内容,尤其是当问题涉及外来移民时。不过,有太多处于安稳生活中的自由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在运用这些标签来代替社会团结。他们不尊重自己的国民,将自己包裹在一个抽象的“普遍主义”当中,并与一团糟的社会现实相隔离。“民粹主义”时常作为代名词,用来形容经济文盲(economic illiteracy)、狭隘的时代视野(time horizons)、否定社会算术学(social arithmetic) 以及不愿意根据专家的建议来进行复杂的政策选择。不过同时,许多经济专家或是被既已确立的群体思维(groupthink)所俘虏,或是从事“桌底下的议题”(hidden agendas),或声称自己具有超过他们知识本身的权威。在放松金融管制、贸易协议的实效以及两极分化之愈演愈烈等事务上,这些专家让我们倍感失望。此类所谓的专家意见应当接受公开辩论的检验与社会监督。毫无疑问,“人民”通常是粗心大意的,有时候会被误导,并且十分容易陷入恐慌。但是,普通选民并不必然比那些试图管理他们的人更愚蠢或更容易被误导。选民需要的不是更有力的批评,他们需要的是相互尊重的交往和真诚的对话。显而易见,民粹主义具有多种形式,其中的主张良莠不齐。尽管其部分主张是黑暗的,也有许多主张充满希望甚至有助于解放。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无差别地滥用“民粹主义”一词要进行抵制的原因。是谁在给民粹主义贴标签?先问问是谁在谴责“民粹主义”,然后想一想,为什么要相信他们比下层的普通大众更理解真实的生活?我们可以倾听民粹主义的批判者,如果他们除了批判之外,也懂得倾听。
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
在奥地利,每当大选临近,形势经常让人们误认为:不论在左翼还是右翼阵营,民粹主义(或者说“反建制派”(anti-establishment))的选民都在不断增加;因而双方必然共同分享着关键的政治和道德主张。但是,事实上唯有一方彻底否认当代社会的多元性:右翼的民粹主义者宣称只有他们代表着“真正的民众”,或者说“沉默的大多数”(the silent majority)。这样看来,社会开放性和多元性的辩护者们就必定以某种方式丧失了其正当性。诺伯特·霍夫尔(Norbert Hofer)(2016年奥地利大选中奥地利自由党候选人,右翼—译者注,下同)在迎战亚历山大·范·德·贝伦(Alexander Van der Bellen)(前绿党候选人,左翼)时这样说道:“你有你的上流社会(high society),而我的身后站着民众。”法拉奇(Farage)(英国独立党前领导人,右翼)宣称脱欧公投的结果是“真正的民众所取得的胜利”(因而使那48%的赞同英国留在欧盟内部的民众不明不白就变得“不真实”了)。唐纳德·特朗普在过去的一年里说过太多具有攻击性的言论,以至于他在2016年5月一次集会上的言论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这句话揭示了占据特朗普世界观中心位置的民粹主义取向。他说:“唯一重要的事情是民众的团结,因为其他人毫无意义。”
尼古拉斯·罗利(Nicholas Rowley),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
善于表演和迎合媒体,长期以来一直是那些渴望从民众中获取权威的野心家的必备技能。古罗马人知道如何进行表演,戈培尔(Goebbels)和斯皮尔(Speer)都是幕布前的表演大师,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要求摄影师雅克·罗维(Jacques Lowe)拍下他每一次科德角航海之旅的照片。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政治人物让自己更受欢迎的重要途径。相比之下,在今日已不再需要广场活动、旗帜、纽伦堡集会或是天才摄影师。当代的民粹主义是一台加注了新型高效燃料的机器:社交媒体能够在几秒钟之内向数百万人传递坚定的、简洁的、直白的观点和解决方案。民粹主义被认为是勒庞、杜特尔特、怀尔德(Wilders)、法拉奇、汉森、特朗普以及其他右翼民族主义者的同义词。但是民粹主义并不是根据其希望实现的目的而定义的。想想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这位工党领袖为了与拥护他的群体进行对话,离开了所有工党议员正在各自表达其关切的议会会议现场。民粹主义不仅仅是一个专注于简单内容和包装的政治范畴。它蔑视精英和专家。它主张政治的目的是根据人民的意愿来采取行动。对于需要严肃和有效政策回应的复杂性问题,它提出简单的解决方案。对于民粹主义者而言,可悲的是,政治等同于妥协、失败和背叛。
本文最初发表在2016年11月2日的《对话》(The Conversation)上,俞可平老师《政治哲学》课程全体同学编译。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将分三期连载。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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