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拓、赵可金、张胜军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识中国与世界的关键

2019-10-29  

蔡拓、赵可金、张胜军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识中国与世界的关键

2018年6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学者们普遍认为，“大变局”的本质在于国际秩序的重塑，即基本上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近年来发生了一系列剧烈变动与调整。“大变局”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主导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美国接连“退群”，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治理体系，给全球带来剧烈冲击与震荡；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并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原则，积极推进全球化良性健康发展，大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文/蔡拓 赵可金 张胜军 杨雪冬 刘雪莲 蔡翠红 高奇琦

蔡拓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 教授

赵可金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 教授

张胜军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 教授

杨雪冬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研究员

刘雪莲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教授

蔡翠红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教授

高奇琦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 教授

 

 蔡拓：理性与非理性的博弈——全球大变局的症结与应对

全球大变局的症结

全球大变局的六大表现，其共同之处就在于非理性，即体现了对当前国际关系的非理性认知。换言之，非理性正是当前全球大变局的症结所在。

逆全球化的非理性在于，对全球化的认知出现了误解。表现之一，全球化被仅仅或主要理解为一种经济现象与进程，而事实上全球化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方位进程，不能仅仅从经济角度予以评判。表现之二，混淆了全球化的本质与现象。由于未区分本质和现象，所以当下就误把全球化不当的政策带来的负面性和诸多挑战归罪于全球化本身。表现之三，忽视了全球化的过程性与阶段性。在评价全球化的历史地位时，不能仅关注近十年这个时段，至少要看到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表现之四，全球化在相当程度上被误解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这种误解的原因在于未区分资本的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尽管西方发达国家还主导这一轮全球化的进程，但共同问题、共同利益、共同价值的存在，使得当代全球化已不能简单地再定位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它具有了新质。表现之五，全球化的价值导向与内在理念被简单地理解为自由主义。

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强势崛起的非理性在于，迷恋国家本位与国家中心，神化底层民众作用，盲目仇视精英。明显的是，国家已不可能垄断人类公共事务的管理，必须学会同成长中的社会力量协调、对话，共同应对全球问题，管理公共事务。

在西方，强人政治受到青睐，民主理念与制度受到冷落与排斥的非理性在于，只认同强人政治在处理内政外交上的权威性，推崇其效率，而忽视甚至忘却了强人政治在价值观念合法性上的缺失。这里的非理性在于，没有把反思民主与反对民主严格区分开，夸大民主的不足与缺欠，走向另一个极端。

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有着内在的弊端，那就是西方主导，制度霸权，因此，遭致人们的批评和反思是理应之事。但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毕竟是二战后集体协商的结果，反映了二战后的战略力量的现实和对集体安全、制度治理的共识，并以联合国为基本框架处理国际关系与事务，应当说直到今天，其还有生命力，为国际社会所认可。

难民问题和身份政治更为复杂，涉及人性、人权和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与选择，如宗教、血缘、族群、传统等。从非理性的角度上讲，在难民问题中，生存权（主要体现为生命和维系生命的经济供给应得到保障）与公民享有的广泛权利并未作必要的区分；宪法规定和保障的普遍性的公民权与个人、族群、宗教、传统所坚守、维护的特殊权利与文化偏好未区分开。

中国的应对

全面审视全球大变局，特别是认清全球大变局中的非理性因素，明确以理性的认知与战略回应非理性的认知与战略，是中国应对全球大变局的关键所在，也是最理性的选择，最符合本国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基于此，中国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着力点是：

其一，坚定不移地推进全球化，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与全球化再平衡。全球化是人类文明的大趋势，其动力源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生产要素的全球性流动组合，它们支撑并推动各个领域的全球性交往，导致相互依存的不断加强。中国在高举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旗帜的同时，要积极引领全球治理，着力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的不平衡，努力实现全球化再平衡。

其二，系统、深入地诠释并努力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觉抵制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我们要高度警惕潜藏于心底的中国中心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逐步克服现实主义的束缚，增强国际关系中的世界主义色彩，从而弥补现有国际秩序的不足，推进其朝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其三，深刻认识、理性对待中美关系的新变化，避免冷战思维，坚持协商对话，构建经济紧密联系、政治坦诚守信、权力与地位定位客观的双边关系。当今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已远非一国一个政治家所能改变，两个平行经济体系与市场不可能再现，这就决定了各国间特别是中美之间内在的联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矛盾难以克服，但双方必须学会用文明的、对话的方式去协调，而不能付诸战争。

其四，如何做到在全球大变局中能运筹帷幄，在非理性的国际关系乱象中能理性应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定力，自身的智慧，尤其是自身的观念、价值、制度的吸引力，而这一切又都与能否深化改革开放和国家治理息息相关。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我们必须认真总结这一历史进程的成就与经验，反思不足，从而更坚定地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国家治理的进程。唯有如此，才能遏制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才能继承与发展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更理性地认知中国与世界之关系，警惕中国中心论，警惕反民主思潮，警惕强人政治，警惕“文革”观念与制度的回潮，并扎扎实实地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提升国人的全球意识，提升我国的社会活力，提升我们的制度和观念的吸引力。

 

  赵可金：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理解中国角色

 

全球大变局的内涵

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需要把握作为时间意义范畴的“百年”，作为空间意义范畴的“世界”和作为社会意义范畴的“大变局”三个维度，以此来划定“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解释范围。

首先，全球大变局是近代以来数百年未有大变局，核心是世界舞台中心的转移。要想真正把握全球大变局，则需要将其放在近代五百年以来世界发展的宏观场景之中来理解。，进入21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中心和全球战略中心从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当今世界的权力结构第一次出现向非西方世界转移，向非国家行为体弥散的趋势，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世界权力的时代已经难以维持了，出现“东升西降”的现象，近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政治的局面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其次，全球大变局是整个世界力量对比变化的大变局，核心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迅速崛起。从世界格局的整体角度来看，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北分南合”倾向日益明显。一方面，发达国家内部矛盾重重，耗散了主导世界的能力。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日益加强，成为重塑国际格局的一个新的重要变量。全球南方国家（GlobalSouth)的伙伴关系，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背景下越发具有冲击力。

再次，全球大变局是国际秩序革故鼎新的大变局，核心是重塑世界秩序，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以“英国脱欧”和美国“退群”为标志，二战以来确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出现了坍塌的危险，秩序的设计者反而认为自己“吃了亏”，试图以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取代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肆无忌惮地破坏现行国际规则，成为当今世界名符其实的“修正主义者”。相比之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正在以和平方式，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在维护和巩固现有国际秩序基础上，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推动世界秩序变革发生“地覆天翻”，国际秩序处于革故鼎新的转型过渡期，这是人类历史上百年未有的国际秩序和平变革。

要而言之，全球大变局的主要特征是世界舞台中心的“东升西降”、国际力量对比的“北分南合”以及世界秩序变革的“地覆天翻”。在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冲击下，整个世界进入了转型过渡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于近代以来的最好时期，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复杂挑战。

全球政治觉醒

置身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洪流中，一个最突出的冲击就是全球政治觉醒。全球范围内广大民众追求自身政治权利的愿望被日益唤醒，掀起了大规模的政治抗争运动，这是继近代以来宗教觉醒、阶级和民族觉醒之后的“第三次政治大觉醒”。整个世界面临着世界秩序的重新构造。尤其是在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认同政治运动中，非西方的价值观和非主流的价值观日益挑战西方主流价值观，整个世界处于“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前夜。

全球政治觉醒带来的世界秩序重构围绕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三个赤字”展开：

一是政治上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角逐造成的“和平赤字”。“和平赤字”主要来自于“积极和平”领域，贫富差距、族群矛盾、教派纷争、性别矛盾等“结构性暴力”在世界各国比比皆是，导致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基于不同价值观的身份认同斗争此起彼伏，甚至逐渐外溢到世界事务之中，成为世界和平的最主要威胁。

二是经济上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的发展赤字。全球性产能过剩引发了供需结构失衡，尤其是数字化与智能化时代所推动的资本流向“脱实入虚”，财富流向“嫌贫爱富”，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需求不振，通胀压力过载，债务高居不下，发展鸿沟扩大。全球发展失衡，特别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成为当今全球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一些国家发生动荡的深刻动因。

三是社会上不同社会群体极化分化造成的治理赤字。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南北差距扩大和贫富分化悬殊严重，以及衍生出来的饥饿、疾病、难民、社会冲突等难题困扰着世界各国。在社会分化和极化的趋势中，各国内部呈现出精英群体与大众群体的群体分化，国家之间呈现出发达国家与发展国家之间的移民分化，以及各国政治舞台上的政治“极化”倾向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大国“内顾”倾向，大国履行国际责任动力明显不足，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热情衰减。

中国的角色

从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来看，全球大变局无疑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既有其推动世界深刻变革的积极一面，也有其导致世界剧烈动荡的消极一面。

中国应该确立存量巩固、增量改革的国家战略，既要维护和巩固现有国际秩序的“存量”，也要发展和完善未来世界秩序的“增量”。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存量巩固：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面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所谓的“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另起炉灶”不仅不符合世界的整体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必须始终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持以开放为导向，以规则为基础，以共赢为目标，维护和巩固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夯实人类进步的秩序基石。

二是增量改革：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有着明显的缺陷，尤其是忽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和正当利益，漠视广大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热情，是十分不合理的。在维护和巩固现有国际秩序基础上，中国也应该积极倡导共商共治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提出和丰富体现非西方世界古老智慧的治理之道、治理理念和治理实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争取公正地位，为广大非国家行为体争得合理权利，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是智慧创新：大力倡导普遍接受的全球共同价值观体系。当下世界面临的大变局，也呼吁释放非西方世界的古老智慧和价值观念，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提出新的方案，贡献新的智慧，创造更多国际公共产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应该致力于推动世界范围内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对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所蕴含的治理之道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好地发展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构建世界秩序。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需要避免陷入“价值观输出”的陷阱，恪守既不输出模式也不输入模式的信条，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与各国携手共进，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共同努力。

总之，近代以来的国际秩序更多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采取战争和武力冲突的方式制定，往往无法反映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一方面要推动既有国际规则改革，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参与新兴领域的规则制定。尤其是对新兴领域来说，全球治理规则发展尚不完善，需要通过积极参与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不断表达发展中国家权益，贡献中国智慧。中国要重点加大对网络、极地、海洋、太空等新兴领域规则制定的参与，加大对教育交流、文明对话、生态建设等领域的合作机制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努力为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张胜军：全球治理的全面政治化趋势及其未来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世界主要大国未就如何进行变革达成共识，特别是未能就如何突破国际体系治理的弊端，形成真正的全球治理体系达成一致意见。主导现有全球治理机构的西方发达国家不愿意放弃已有的权力，更不肯改变其原有的全球治理理念。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以“改造世界”替代“世界治理”的顽固做法，加快了全球治理全面政治化的进程。

全球治理需矫正过时的政治理念和社会偏好

随着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深入，人们日益发现如果不矫正全球治理背后的话语、理念与偏好，就无从根除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弊端。当代全球治理的诸多重要特点，反映的是西方发达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社会团体的政治话语、经济理念和社会偏好。通过把国内社会的特征外化到国际制度和其他跨国行为体，西方国家依照自己的样子塑造了全球治理。新自由主义或许适用于西方国家经济社会的治理，却未必适用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社会的治理，而且强制性的治理手段必然打破或扭曲非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

首先，世界政治力量日趋均衡，加速了矫正全球治理背后单一话语、理念和偏好的历史进程。今天我们作出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的论断，实际上是与上世纪90年代的国际格局相比较而言的。新兴市场国家实力的迅速增长，使全球治理权力集团开始出现了异质性特征。

其次，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日益增强，有的更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全球治理主张或方案，并且付诸实践。近年来，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加入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平台，如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发声敦促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并提出各自的关切、倡议和方案。

再次，世界经济版图的巨大变化、大国权力博弈和地缘政治的回归，进一步推动了当代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全面政治化的发展趋势。目前，新兴市场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理化诉求尚未得到满足，美国、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又以自身利益被损害为由，提出了更为彻底的变革主张，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走向何方，不仅取决于各方利益上的调和，更取决于各方能否在政治上实现妥协。

全面政治化的维度和特征

当前，全球治理的全面政治化趋势呈现出了交互作用的新特点和不同于传统国际竞争的新维度。

1.国家间权力之争、路线之争与制度平台之争相互交织。当今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全面政治化趋势早已不是单一的权力之争，而是与路线之争和制度平台之争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随着新兴市场国家与传统市场国家间权力之争的范围从制度技术层面如投票权之争，延伸到规则、标准制定以及全球治理的根本理念与路线之争，全球治理的政治化有愈演愈烈之势。尤其体现政治话语、经济理念和偏好的全球治理路线之争，触碰到当今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最为复杂敏感的神经。

2.国际秩序转型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互为表里。在这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路线之争中，新兴国家面对的并不仅是传统市场国家，而且还有来自传统市场国家或接受其资金、技术援助的其他国际行为体，尤其是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全面政治化的第二个维度，即发生于国家与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仍处于复杂演化之中的全球政治竞争关系。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推进，国家间交往日益密切，全球市场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经济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日益增多，现代国际体系及其不太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弊端开始暴露出来。特别是缺乏集体行动能力的弊端，严重制约了国际体系主导下的全球治理取得进展。

3.绿色政治与超级全球治理的崛起。当代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全面政治化趋势的第三个维度，是绿色政治的崛起及其超级全球治理理念与人类自我治理之间构成的政治张力。绿色政治发源于以生态社会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人类对自然概念的理解，深刻影响着人类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制度安排，尤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造成了深重的生态环境危机。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期。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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