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冬、刘雪莲、蔡翠红、高奇琦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识中国与世界的关键

2019-10-29  

杨雪冬、刘雪莲、蔡翠红、高奇琦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识中国与世界的关键

2018年6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学者们普遍认为，“大变局”的本质在于国际秩序的重塑，即基本上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近年来发生了一系列剧烈变动与调整。“大变局”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主导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美国接连“退群”，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治理体系，给全球带来剧烈冲击与震荡；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并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原则，积极推进全球化良性健康发展，大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文/蔡拓 赵可金 张胜军 杨雪冬 刘雪莲 蔡翠红 高奇琦

蔡拓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 教授

赵可金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 教授

张胜军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 教授

杨雪冬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研究员

刘雪莲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教授

蔡翠红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教授

高奇琦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 教授

 

  杨雪冬：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不变者”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然而，在发生深刻多样变化的同时，依然有许多不变的因素，并且变与不变的交织，使得当今世界异常复杂，产生诸多不确定性。因此，在分析预判全球发展大势的同时，也需要明确哪些因素没有变化，这样才能找到行动的基准点和落脚点，避免迷失在大变局这幅复杂的图画之中。

在全球变局中，“不变者”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约束条件。在当下的全球大变动中，时代主题、发展阶段、国际格局等都是约束条件。尽管它们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折。

第二类是基本关系。在当今时代，虽然国际行为主体在多样化，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互动方式以及具体特点在发生变化，但是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国家、南北关系等依然是基本关系。进一步说，这些关系并没有消解，有的反而更加稳定了。

第三类是应对变化的主体。毫无疑问，这些应对变化的主体也在变化着，否则就无法承受变化带来的压力和冲击。之所以说它们是“不变者”，是因为它们应对变化的主体地位、承担的责任没有改变。这些主体也确保了国际事务中基本关系的稳定。在这些主体中，国家以及政府间国际组织依然是首要的行为者，而国家作为拥有合法暴力、人口和领土的政治单位，主体性更加突出，不可替代性更为稳固。

具体而言，在全球大变局中，我们需要把握以下的“不变者”：

第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经过了近40年的发展，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并且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之所以这样讲，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维持“冷和平”的核威慑依然存在，核武器产生的严重后果得到了更普遍的承认；二是国际社会中没有哪一种力量愿意并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即便是个别超级大国或者高度组织化的恐怖主义分子也是如此；三是发展已经成为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随着对发展认识的深化，衡量标准的丰富，各国都更加重视发展的质量、发展的效果，而发达国家面对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和赶超，也更加重视发展，以保持既有优势。尽管各国为了争夺发展优势激烈竞争，动用了各种方式，但都无法做到以牺牲和平环境作为代价。

第二，全球力量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全球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全球力量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在东西关系、南北关系中，发达国家依然拥有综合优势，在多极格局中，美国依然是超级大国。在发达国家掌握的优势中，有三个尤其值得重视：一是发达国家长期构建起来的“位势”之优势。位势越高，影响力越大，施展影响力所需的成本越低。二是国家权力的高度渗透性。经过长期调整磨合，在发达国家的制度框架下，国家、社会、市场这三个现代性元素形成相互兼容的关系，在国家利益等方面形成了稳定共识，国家权力也以合法的方式渗透到社会、市场之中。三是发达国家利用规则博弈的能力。现有的国际规则基本上都是由发达国家创制或者主导创制的，这些国际规则与其国内规则有着天然的联系，有的还是国内规则的国际化。

第三，民族国家的基础性地位没有变。经历了几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民族国家的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作用更为强化，不仅继续扮演着国内社会经济诸关系的调节者和塑造者角色，而且成为应对国际危机、全球风险必须依靠的政治力量，因为国家依然是暴力的合法垄断者、有效执行法律的制定者、税收的合法征收者以及解决问题的第一行动者。

当前的全球大变动还从两个方面强化着国家的基础性地位：一方面，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要求国家必须发挥更有效的作用。综合国力竞争涉及诸多领域，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人力资源、制度机制以及文化价值，都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领域，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加激烈。大国在国力竞争中更加自觉，更加投入。另一方面，随着国家之间竞争的激烈，国家作为弱势群体庇护者的地位更加突出。在竞争中，资本、知识等要素是流动的，附着在其上的人群也有更多的选择性和竞争优势；而缺乏流动性的要素，比如劳工就会逐渐沦为弱势群体，必须向国家寻求更多的保护。

第四，国内治理依然优先于国际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目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层面，都普遍存在着治理“赤字”，现有的治理资源、治理机制以及治理能力不能充分应对错综复杂的治理问题，由此也造成了全球性的治理危机。国家是既有治理结构的制度核心，也是各类治理问题的聚焦点。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治理危机也是国家合法性危机。

之所以国内治理优先，根本原因是民族国家作为基础性政治单位的存在。进一步分析，还有三个原因值得注意：一是国内社会的认同依然是国家合法性的决定性来源。二是国内治理在全球多层次治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三是各国都普遍面临着紧迫的国内问题。

第五，中国的历史任务和国际使命没有改变。中国正处于国内变革与全球变局的双重转变过程中，相比其他国家来说，更深刻全面地感受到各领域、各方面变化的冲击。但是，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是社会主义内在价值诉求，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复兴的重要目标。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亮明了自己的世界情怀，即“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的政党”，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各国团结协作，实现共同发展；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写入党章和宪法，以表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责任的决心

   刘雪莲：百年大变局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内动力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内在动力

国家开放与世界开放的双向作用，使各国的国内政治直接面对国际体系的变动，而国际体系层面的变化也会反映并影响到国内政治层面。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转型，给中国的“有所作为”提供了机遇，而中国内在的发展需求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动力。

1.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体性动力。在西方发达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减弱的同时，中国的主体性意识显著增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提高。这种主体性动力主要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以及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发展总体目标的追求。开放与参与，是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必由之路。西方国家越退却，中国越要主动地扩大开放，越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

2.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性动力。多边主义的制度体系是全球治理的基石。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积极融入国际制度，从接轨到参与，到现在成为国际规则的严格执行者和坚定维护者。中国作为现有全球治理制度体系的一部分，其经济发展多受惠于制度性公共产品的保护，因此，中国有坚守多边主义制度原则的意愿和动力。

3.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家治理动力。中国为适应全球治理的需要，在国内极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带一路””倡议被认为是中国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结合在一起的连接器。““一带一路””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仅要带动国内各地区的共同发展，而且要为沿线国家的共同繁荣搭建平台。未来““一带一路””的有效推进，既体现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也推动中国承担起全球治理的大国责任。

4.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动力。在当前的全球治理中，全球主义的价值越来越被“国家主义”所取代，而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中共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理念，从国家视角为“全球主义”和“人类主义”理念增添了新的内容。

总之，全球大变局还处在变动之中，中国对全球治理有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意愿和动力，但是，中国能否具有“领导力”，能否“引领”全球治理进程，并重塑全球治理制度体系，能否以有效的国家治理去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应该说，这些问题都还处在过程之中。时代已经赋予中国以责任和使命，全球治理的未来需要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道共同为之努力。

 蔡翠红：全球大变局时代的网络空间治理

全球大变局可以从多个角度理解。从宏观整体看，全球大变局意味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从综合国力角度看，一般是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所导致的全球力量的再平衡。从国际秩序角度看，则指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的加速推进。

全球大变局对于网络空间治理的意涵

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使得全球大变局始终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前沿技术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优势可能促进形成新的战略平衡，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在国家之间导致“赢者通吃”的局面。这也正是各国希望在这一不稳定状态中抢占先机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全球大变局对于网络空间治理的意涵大致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一）治理对象的变化与延展

网络空间治理对象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面：一是技术层面，例如互联网名称和数字地址、互联网域名系统、网络数据交换规则、根服务器运作与管理等；二是基础设施层面，如IP地址、光纤宽带、无线网络、全球移动通信系统、通信卫星等；三是内容层面，如电子知识产权、网络图书馆、垃圾邮件、网络交易等；四是社会层面，如国家信息安全、网络赋权、网络隐私、网络犯罪、数码鸿沟等。如果说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得网络战、黑客攻击、网络监控等成为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对象，第四次工业革命则将带来更多的开放性议题，如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基础上的数字经济发展、与大数据相关的数据贸易和个人隐私保护等都将成为网络空间治理的新对象。

（二）治理主体的扩散与分化

全球大变局时代各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得网络空间治理主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网络空间治理主体向各利益攸关方扩散。国家、国际组织、私营公司、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都可以参与到网络空间治理中。网络空间出现了权力流散，不同主体拥有不同类型的权力。另一方面，全球大变局中所伴随的国家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也使得网络空间治理主体出现了分化现象。

（三）治理体系的分歧与挑战

随着全球大变局中网络应用的普及和各国网络空间力量的快速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参与和重视网络空间治理。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考量，各国政府在一些核心问题上往往各执己见，网络空间治理争端与分歧日渐明显，网络空间治理出现两极（甚至多极）分化趋势，甚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出现碎片化倾向。在技术标准、核心资源和价值规范等网络治理核心议题上，各国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

全球大变局时代中国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机遇

全球大变局时代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战略意义及其正面临的变革可能性，是中国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外部机遇。同时，中国应充分利用下述几个方面的自身优势进一步参与和推动网络空间治理进程：

一是市场基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网民规模最大的国家，这不仅为中国参与网络空间治理提供了巨大的市价容量基础，也为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发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供了数据支撑。

二是技术创新。信息技术是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支撑基础。中国近年来在诸多信息技术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例如IPV6、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方面的快速发展。

三是治理理念。网络空间人类文明的通融效应、网络空间人类利益的弥合效应、网络空间权力的分散效应、网络空间对人类未来的捆绑效应，决定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自然产物，是不可逆的网络化时代的必然方向。

四是话语权。中国近些年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的话语权逐步提升，这主要基于三方面，首先是中国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其次是中国主观上日渐开放的政治倾向。再次是国际社会的角色要求和他国的角色期望亦是中国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动力。

总而言之，作为网络大国，中国应客观认识当前全球大变局背景下网络空间治理所面临的挑战，充分利用上述机遇进一步参与并推动全球大变局时代的网络空间治理进程，从而真正实现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

 高奇琦：智能革命背景下的全球大变局

全球大变局就是在新的一轮科技革命的条件下，全球主要国家的权力分配发生变化，同时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出现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大变局则意味着整个国际格局正在深刻调整，并且新的发展方向尚未完全形成，其中仍然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

中国在全球大变局中的位置与未来发展方向

在全球大变局中，中国扮演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因为老牌发达国家的权力正在流失，而中国则代表发展中国家正在集聚新的发展力量，所以在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中国为全球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目前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中国拥有巨大的工业基础，另外一方面中国运用了目前在人口上的重大优势，正在转变为新的数据优势和互联网应用优势。这些优势与中国的广大的市场、相对完整的工业基础以及相对较高的人口素质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

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更加强调如下几点。

第一，在核心技术上形成突破。在目前正在发生的智能革命中，几乎所有的重要硬件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而中国在芯片制造的技术上还面临诸多瓶颈。中国将“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作为战略目标来发展，然而，这样的繁荣需要建立在硬件设施的基础上。没有硬件支持，软件是无法运行的。

第二，进一步提高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一方面，要在与STEM相关的教育上形成新的优势。中国的教育更加强调知识学习，而忽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而在目前智能革命的背景下，传统的教育模式可能会被完全颠覆。以知识记忆为基础的传统教育模式与未来智能社会的发展需要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另一方面，智能人才的培养是未来智能革命的关键。如何在已有的教育框架下做一些创新性的尝试，能够为未来的智能革命储备新型人才，中国还面临巨大挑战。

第三，在科技革命中形成新的话语权。新的话语权既体现在科学和工程意义上，例如在某些科学领域形成突破性的理论等。但同时，更重要的是在标准、安全、隐私、社会伦理等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方面形成新的话语权。因为智能革命对人类社会产生的诸多影响是尚未发生的，所以传统的研究方法对这些问题难以进行深入研究。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空白，在未来也会有非常大的需求，因此，这些领域的前瞻性研究成果在未来可能会成为新的理论制高点。

第四，中国要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兼顾全球性公共产品的生产。在目前全球大变局的背景下，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全球性公共产品在缺失。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公共产品的生产就会变得非常重要。尽管中国的整体实力在增长，但是中国目前来承担全球公共产品生产的力量还远远不够。中国还是一个新兴经济体，在未来的发展中还面临许多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显得非常重要，这意味着中国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但这也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合作意向。所以，““一带一路””更多是各国共同发展的倡议，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未来的全球社会整体发展的理想状态。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期。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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