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的位置：70年中国政治学国家主题的显隐

2019-11-21  

寻找中国的位置：70年中国政治学国家主题的显隐

当代中国政治学在国际话语与国家话语之间确立的政治学主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国家定位问题，也涉及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中自我意识的成熟度问题。70年之间，中国的国家话语经历了隐匿与彰显的两个循环，这是与国家建构的硬软实力状态完全呼应的情形。

文/任剑涛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 教授 

 

中国现代政治学始自晚清，成熟于民国，再造于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对中国政治学的再造，既秉承了百余年来政治学致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的大旨，也走过了自己探问“现代中国”的曲折历程。70年中国政治学以此形成了自己不同时期的特殊主题。基于不同主题之间的转换，构成一部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史。这里的主题转换有两个基本指向：一是政治学基本概念如民主、法治等等的转变，二是政治学背景主题如国家—国际的转变。围绕第二类主题转变的论述所具有的重要性，绝对不亚于第一类主题。当代中国政治学在国际话语与国家话语之间确立的政治学主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国家定位问题，也涉及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中自我意识的成熟度问题。70年之间，中国的国家话语经历了隐匿与彰显的两个循环，这是与国家建构的硬软实力状态完全呼应的情形。

 

 先声：中国政治学的“中国性”

就现代分科学术而言，中国政治学的兴起，与两个因素具有密切关系：一是中国现代转型需要政治学的理论支持。二是在比较文化的局面中，中国人自觉运用西方国家的政治学知识“整理国故”，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推进中国现代政治学的确立。前者是一个实践需要而促进理论建构的问题；后者是一个现代政治学知识建构的专门问题， 属于直接推动中国政治学知识建构的尝试。

中国政治学的致思建构，是以西方现代学术体系为知识依托进行转述的产物。这是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们的一种共识。在这里，之所以将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诸政治学科的代表性学科特别提出来讨论，就是因为这一学科对兴起中的中国现代政治学之展现“中国性”特质具有特殊意义：政治学需要在其中国的历史演进中呈现它的国际趋同性与国家独特性，以彰显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目的，也就是建构“中国的”政治学的理论鹄的。

自晚清传入中国的现代政治学，具有双重指向：首先是为中国的现代转型提供政治理论支持，其次是为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供给学术资源。这就注定了刚刚兴起的中国政治学必须面对中国社会实际需要的同时，为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创制开辟进路。这是此后中国现代政治学呈现出来的实践应用与理论建构双重关注的基本学术风格。

在民国阶段，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令人瞩目。一方面，一批政治学专门著作出版，并引起较大社会反响。另一方面，大学中设置的政治学专业院系数量明显增多。再一方面，政治学界成立了自己的学术组织。但从总体上讲，由于现代政治学传入中国不久，民国时期的政治学在学术研究与实践运用上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第一，介绍西方的研究成果多，对中国问题研究得少，特别是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就更少。第二，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部分在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方面找工作非常困难。在晚清民国阶段，由于政治学的“中国性”远远弱于它的“国际性”，中国政治学的发育不能不说是不太健全的：论者指陈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学的特点，显然处在转述国际政治学话语的状态，政治学的“中国”完全隐匿在国际通行的政治学话语的背后。

从19世纪中期到20 世纪中期百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经历了三个政治体的连续更迭。在这一期间，政治学的中国理论发展与政治学的中国实践需要之间是显著疏离的。这是几个因素所注定的结果：一是政治学作为舶来品，本身确实需要大量引进西方政治学的著作，以确立它的学术基础。二是中国社会政治变迁的急骤性。三是中国政治学的思想市场很不健全，政治思想探究受制于政治权力的走向。从总体上讲，中国政治学关于中国的国家话语建构被外国同行提供的通行国际话语所遮蔽，或者说前者隐匿于后者之中。

 

 “向苏联一边倒”：国际话语碾压国家话语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处在执政位置的政党领袖依据自己对国内外局势的判断，确立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国际政策。这是一个对中国政治学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政策定势。“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发挥出双重功能：不仅可以解决新生中国政权的权力依托与国家安全问题，而且可以为中国输入支撑国家权力体系的现成理论。这是一种由国际话语建构国家话语，从国际经验凸显中国道路的归纳总结。

确认苏联“先生”的地位，也就等于确立了中国的“学生”位置。由此也就等于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的政治理论表述方略：苏联是先行者，中国是跟随者。因此中国对苏联的政治理论建构的关系，就成为一种前者对后者的亦步亦趋关系。这不仅从前述政治学学科的废立上可以得到印证，也可以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政治理论话语总体上一直受制于苏联相关话语的定势上得到证明。

悉心仿效苏联，对中国新政权的政治理论建构来讲， 既是基于经验上的必须仰赖， 也是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内在一致，还是因于国际关系政策倾向的必然定势，更是因为政治运思中的国际考量碾压国家话语的注定结果。衡诸现实，“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其实具有结构上的两面性，一面是倾心仿效苏联的政治理念与政策取向，一面是从中摸索中国建构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但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张力：以苏联政治理论话语及其制度进路为代表的国际话语，与探索中国自己的国家建设进路，有一种到底是唯苏联马首是瞻，还是逐渐脱离开苏联模式而挺立中国独特性的分途可能。

中国与苏联的分道扬镳向世人表明，中国并不愿意臣服于苏联的意识形态权威与制度模式，中国试图维护自己国家的自主性与独特性。中苏论战中方的“九评”，充分显示出中方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不再接受苏联领导地位的立场。这是对中国建构独立自主国家在政治理念上的一次明确且系统的表达，是民族主义的国家话语以国际话语的形式进行的一次完整表达。但是中苏的决裂并没有促成真正反映中国现代政治发展的民族性、国家化与原创性政治学话语。在中苏分裂基础上浮现出来的中国政治理论， 是极左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不过是苏联斯大林时期政治话语的中国式极左改版。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极左理念的社会传播体系，而不是有力促使中国政治现代转变的原创性政治学话语。因此，从国际话语与国家话语的关系上看，依然处在前者碾压后者的既定状态之中。

 

 “悉照美国”：另一种强势国际话语？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启动改革开放，其构成中国政治学话语建构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但这个进程的开始，不是从国际话语一下子落定为国家话语，或国际主义话语一变而为民族主义话语，而是首先跳跃到另一种与民族国家及其政治学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际性话语：改革开放后的一个较长时期，中国尝试对接的国际“先进”话语与制度，从此前的苏联转变成美国。中国努力对接的是美国所代表的政治学话语与制度实践模式。

中国与苏美的关系不是一种寻求平衡的关系。三者的关系长期处在一种绝对不平衡的状态：在中国确定“向苏联一边倒”国策的情况下，中国对美国的敌视，一直是政治观念与政策制定的一个基本倾向。而在中国“打倒帝修反”的国策中，苏联和美国一样成为受敌视的国家。只有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现代化闸门以后，这种不均衡关系才有了改观：美国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参照系，成为政治理念、制度设计与生活方式的一个模仿对象。

历史地看，美国与苏俄一样，一直是中国建构现代国家、当然也就是中国建构现代政治学的牵引性国家。这与苏俄和美国以强大国家面目同时出现在尝试实现现代转型的晚清中国面前有关。与人民共和国建政早期阶段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选择相仿，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大多数情况下，出现了明确可辨的“悉照美国”特征。

1972年成为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历史转折点。并且最终在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之际，中美关系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的主轴。这样的国际关系态势，直接塑造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话语倾向：美国政治学对中国发生全面、深刻而持续的影响。一方面，这固然与美国强盛国家相倚的强势政治学相关。另一方面，自然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自愿、自觉地接受美式政治学的研究进路、思想影响、评价机制与教育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论者关注的是中国政治学界受美国影响可能形成的失衡研究态势，但在此人们首先看到的可能是美国政治学研究对中国相关研究的决定性影响。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学的研究从此前的一边倒向苏联，转变为一边倒向美国，是有着政治学国际知识版图的某种必然性的话，那么中国学术界的主动认同，应该说是这一倾向呈现出来的重要动力之一。究其原因，当然与中国政治学界的价值与知识双重的不成熟有关。

就价值一端来看，中国政治学界关乎现代价值的共识远未形成。这使中国政治学界无法深入研究关乎中国长远发展的基本价值问题，不仅让中国政治学界无法直探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真正从事具有原创性的政治学研究，而且中国被美国政治学牵着鼻子走也就不是什么令人惊怪的事情。

从知识的视角看，由于中国政治学的舶来性质，同时由于政治学中国化的进展甚缓，中国政治学界并没有成功将现代政治学研究转换为基于中国情景和汉语表达的学术研究活动。同时，在政治学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或规范论证方面，不仅失于对中国现实政治的重述与分析，而且失于对中国政治的规范论述与愿景描摹。

就此而言，无论是中国一边倒向苏联，或是一边倾向美国，都不可能完成中国政治学应当优先描述和分析“中国”政治的基本研究任务。“中国”就此被严严实实遮蔽在抽象化的、挪移进中国的国际话语之中。

 

 硬实力与政治学“中国”的凸显

由上可见，中国政治学70年历程中前段倒向苏联、后期倾向美国，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国际话语长期碾压国家话语。就中美关联角度分析，由于改革开放进程中中美关系不断遭遇挑战， 取决于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制度建制的不同、国家利益的差异、台湾问题的梗阻，中国一直存在着顽强抵抗政治思考与政治学研究的“美国化”的强大力量。中国政治与政治学一直存在着探寻中国进路、寻找中国位置的意愿。但这种意愿并不能直接催生相应成果。中国政治学研究成功植根中国鲜活经验土壤，并做出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来，依赖于中国的发展以及研究共同体对之的创造性阐释。从学术研究现实基础的视角看，脱离国际社会尤其是强势国家对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强大牵引力量，只有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这一研究意愿才具有了兑现的现实物质基础。同时，只有在物质基础壮大的同时，经由政治学研究共同体的艰苦努力，真正因应于中国经验世界的变化生产出令国际同行信服的学术产品，这一意愿才具有了瓜熟蒂落的基本条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

从两方面的关联角度看，现实局面似乎令人感到鼓舞。一方面，中国近40年的经济增长，堪称奇迹。另一方面，取决于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中国自晚清以来落后挨打的自我认知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后进国家由此有了先进国家的自我定位。这对中国人自近代以来逐渐形成、长期无法打破的自贱性精神定位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大变化。

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事实反映到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中，便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开始急剧凸显。就目前状况讲，政治学意义上“中国”的凸显还不够鲜明，但轮廓已经可以辨认。辨认这一轮廓，可以在三个方面留人以印象：其一，国际社会的政治学界已经开始对中国经济迅速增长进行政治学审视。其二，中国政治学界已经自觉提出可以让国际政治学界正视的理论命题。其三，中国政治学研究共同体与国际政治学共同体之间的紧密互动渠道已经打开，从而为中国政治学研究者在国际社会发声，并且与国际同行积极进行学术互动，让中国政治学成为国际政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提供了契机。

当代政治学“中国”的凸显，是中国硬实力增长催生的软实力响应。但中国的硬实力增长，并不一定就自然能促成中国软实力的相应增强。因为硬实力的增长，对一个志在强国的、“由国家带动的发展”的国度来讲，是一个相对容易实现的目标。但国家硬实力的增强，不能顺带强化国家的软实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强弱，依赖这个国家在文化领域的独创性贡献与普世性认同。政治学“中国”的建构，便属于国家软实力建设的范畴，还刚刚处在一个起点上。在这个起点上，已经令世人瞩目地突破了国际话语碾压国家话语的窘境，但是否能够成功提供中国供给的现代政治学独创性话语，又是否能够获得国际同行的普遍认可，仍然处在未可预期的状态。这需要中国政治学研究共同体继续做出艰苦努力，并与国际同行理性、 持续地互动，方有望真正为“中国”找到世界位置，为“中国政治学”逐渐赢得世界承认。此时，政治学的“中国”面目才能清晰地展现给世人。

 

         本文原载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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