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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30
俞可平等：疫情防控与国家治理系列笔谈
新冠肺炎危机对国家治理的影响
疫后改革的关键点：如何发挥两个积极性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们看到了集中统一领导的优势，没有这种优势，就没有全国一盘棋的动员和组织，就无法赢得武汉、湖北的关键之战，就无法保证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统筹兼顾。但是任何一种事情都具有两面性，优势本身也包含着劣势，而且不同情况下的优劣势表现也是不一样的。集中统一领导可以快速、高效地完成某一件急迫的事，但对于千头万绪的事，片面强调集中统一，解决起来反而既不快速，也不高效。更进一步说，如果平常过分强调集中统一，就会导致地方事事唯上，不敢担当，失去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能自主地把很多事情处理好。为了处理这些没处理好的事情，又更加依赖上面的集中统一，于是，上面不停地发指示、下面不停地忙落实，而且下面要让上面知道自己在忙。结果呢?上面下面都很累，但事情依然没有处理好。
因此，抗疫中的集中统一经验不能简单搬用到疫后的治理当中。现在官场上似乎形成了一种令人忧虑的舆论氛围，那就是各级官员不管能不能解决问题，强调集中统一总是正确的，即使知道一些弊病，也不愿意冒政治不正确的风险说出来。
回过头来检讨一下武汉、湖北疫情早期防控不力问题。地方领导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问题，中央换将也非常及时。然而，地方领导素质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地方领导在面对地方重大问题时为什么失去了自主判断、自主决策的能力?答案就是害怕，害怕弄错了上面追责，因此，总是消极地等待中央的指示。中央的指示不明确时，就不敢冒然地做决断。然而，中央也不是神仙，要做出正确的决策也要依赖于地方的信息，而地方则揣摩上面的意思而提供信息。这就是过分强调集中统一而产生的决策链条上的弊病。
再往前回顾，这些年来，中央敢于担当，也非常努力，做了很多以前想做但做不了的大事、难事，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所以，中央的威望是很高的，政治基础是雄厚的。中央的威望越高、越自信，我们就越要思考地方的底气不足、信心不够的问题。中央一直强调地方领导干部能担当、敢创新。很多干部并不是不想这么做，而是能不能这么做，这么做了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于是，一些改革创新的想法和措施尽量向上汇报，希望得到中央的批准，尤其是中央深改委的批准。这就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中央深改委的精力也是有限的，究竟要讨论、审查地方上的哪些改革方案，不好划个界线，而界线越模糊，地方越不敢自主地改革;二是就同一类事情来说，存在不同的改革办法，如果中央深改组肯定了某一种办法，就会抑制地方探索其他方法的积极性。所以，在中央以非凡的勇气往前探索时，地方的勇气反而起不来，探索的步伐有点跟不上。这与中央期望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上地方万马奔腾的局面相距甚远。
抗疫结束，给我们反思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机会。疫情对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要支持地方发展，中央财力有限，给不了那么多钱的情况下，就得给政策，给权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扩大省及以下地方政府的自主权要加紧加快地落实。现在令人担忧的是，即使地方自主权扩大了，能不能带来预期的改革创新积极性也是个未知数。因此，在扩大地方自主权的同时，一些配套的措施要跟上。
首先是中央能否大胆地放手一些事情，很多事情放下去的确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收上来自己做也存在很大的问题，这就需要研究和权衡，但在疫后还是遵循能放尽放的原则。
其次是建立“汇报清单"制度，将必须汇报的事情列清楚，如果不汇报就要追责，清单外的是否汇报，由地方决定，但对不汇报的事情要自己负起责任。
第三是真正建立起让地方干部放心改革创新的容错机制，尽管这些年不停讲这种机制，但地方干部还是不放心，还是怕出错。
第四是纪检监察工作要突出重点，长效考虑，不宜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抓不了。通过对巡视工作的了解和研究，一方面发现所巡视地方的很多严重问题其实发现不了，因为只要没人实名地有根据地举报，巡视组也没有精力去主动寻找、发现问题，另一方面发现要立案处理某一个人时，很多不那么严重的问题都拎了出来，譬如说错了一两句话，在某些工作方面不积极，工作方式比较粗糙等等。这些是不是问题，当然是问题，如果问题属实，纪委监察系统处理起来别人也不好说什么。但一些大问题发现不了，一些小问题又严肃处理，这不能不说会影响干部们的积极性。纪委监察系统要总结经验，要多从实际效果和长效机制上考虑问题。
第五，下放给地方的权力要运用地方的力量给监督起来。自上而下的监督有了成效，自下而上的监督还是苦于找不到突破口。所谓群众监督比较有效的就是群众举报。然而这种举报的效果也是有疑问的，因为一般群众不了解情况，也提供不了可靠的线素，有效的举报常常来自身边，干部举报干部，群众举报群众。举报行为的普遍化又常常伴随着道德之网的瓦解和政治生态的恶化。如果有比较健全的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群众可以光明正大而非偷偷摸摸地去监督。道德之网和政治生态就有可能重新形成。既然监察部门从属于人大系统，而人大系统又代表一种自下而上的力量，为什么不可以在这方面用心地想想办法呢?既能够鼓励地方领导大胆地做事情，又能够妨止他们乱做事情，只是靠自上而下的机制是不行的。上面人少，下面人多，上面人再聪明，下面也能“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如果自下而上的力量能够有序有效地进入地方监督机制，其效果会很不一样。
疫情结束，留下了一个化危为机的窗口期，如果能够反思到位，方向准确，把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都调动起来，那就能为从小康社会步入社会主义发达社会奠定一个良好的治理基础。
新冠疫情与网络治理
迄今为止，中国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年的全社会的网络信息化建设与发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此次新冠疫情，发生在当前网络社会基本完备形成的时期。因此，此次疫情，除了疫情本身所具有的高传染性等特征外，实际上在整个疫情治理中也体现出了网络社会所具有的高透明性、高信息流动性和高动员性的特点。可以说，此次疫情的传播与治理，同时体现了病毒的高传播性和疫情防控信息高透明性流动相竞争的特征。
从高透明性角度，网络社会的重要特征是整个社会在网络的连接下，形成了全域范围内的信息高流动性与透明性。从而使得疫情在爆发初期，其信息很快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最大范围的传播，这种传播与传统的疫情信息传播方式形成了很大的区别。在传统模式下，对于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是沿着传统的科层社会组织进行涟漪状逐渐扩散的。这种传播方式随着空间和时间对信息形成了逐级的滞后、削弱和扭曲。而网络时代则改变了这种逐级的传播模式。网络社会的信息，几乎是同步能够在全网络进行同步传播，从而使得信息实现了全网络的同步震荡。这种震荡极大程度上提高了整个信息的传播效率。这同时也产生了两个效果：
一是信息的高效传递和整体式动员。这反映在此次疫情中，关于疾病的信息、规模、强度、传染性、危害，以及相应的防范措施等都能够第一时间在从政府发起而在整个互联网进行传递。从而使得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都尽最大程度上被动员起来。这一高效信息网络与中国本身所具有的高度统一完备的治理体系相结合，极大加强了疫情防控治理信息的全域传播。从而使得全社会在第时间就尽可能的为疫情的防控做好准备，其最终的效果是极大加强了对整个疫情的控制行动的动员和开展。
二是信息的过度超载和干扰。网络的高度信息透明性，不但带来了防疫信息的有效传播外，同时也带来了信息的过载与干扰的问题。也就是说，由于网络所具有的信息多源性，从而使得关于疫情的各种解读、观点、谣言等也会同步在网络上进行震荡。这些信息就会与原先有效的疫情防控信息形成了交互性的作用和干扰。这也同步产生了各种网络的负面情绪包括强烈的恐慌等问题。适度的恐慌可以有效的加强公民的个体保护，然而，同样也会对正常的社会活动产生负面的干扰。
当然，网络的作用不仅如此，网络所具有的高信息通透性和高效的资源调度能力，对于开展包括远程工作、远程医疗、信息救助、经济交易等都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可以看到，之所以在如此高传播性和高强度的疫情防控措施下，中国基本的经济体系依然可以保持有效的运转，并且可以很快的复工复产，这与来自于互联网体系对于整个结构社会的支撑与重构密不可分。这深刻体现了过去三十年来的中国信息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的积极的社会建设效果。
通过这次疫情与网络的交互治理作用，可以看出网络治理在公共突发危机事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几点启发：
一是在重大的公共事件中，网络能够第一时间呈现事件的各种方面。因此，这要求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时能够尽可能的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的原貌，从而避免其他来源信息所产生的扭曲等问题而动摇政府所具有的权威能力。因为，政府不公布，其他途径也会最终呈现出来。要避免信息被动，就要尽早尽全。
二是需要高度重视和利用好网络所具有的信息高效传递的作用。网络时代，能够尽可能的形成全网动员的效果，这极大增强了政府本身所具有的信息传递和资源动员能力。因此，要进一步加大整个社会网络信息化与本身政府网络信息化的能力建设。
三是进一步规范网络传播主体的行为。一方面要保护好公民合法的信息发布权，既帮助政府有效获取信息，也帮助其他社会主体及早的备灾避险。另一方面则要对各种谣言进行有效处置，避免谣言形成的各种恐慌和形成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从而干扰正常的各种应对策略。在这种平衡的原则下，要同步完善法律法规和对谣言治理的技术能力。
新冠肺炎危机与国家治理的深层次问题
本文为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特约“疫情防控与国家治理”系列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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