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杨雪冬、任晓、包刚升：疫情防控与全球治理系列笔谈

2020-05-07  

俞可平、杨雪冬、任晓、包刚升：疫情防控与全球治理系列笔谈

编者按：2019-2020年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人类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也对人们关于国家、政府、权力、公共生活、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等一系列政治学问题的既有认识造成挑战。为此，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公众号（PKURCCP）特别约请社会科学领域知名学者，围绕“疫情防控与国家治理”、“疫情防控与全球治理“两个主题进行系列笔谈，敬请关注。

 新冠肺炎危机证明人类更需要全球善治

文/俞可平

北京大学 讲席教授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创造了人类灾难史之最：病毒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到全球，在短短的3个月左右时间内，新冠肺炎就扩散到200多个国家。它对人类生命健康和正常生活的危害之重，传播范围之广，足可以称得上是全人类的重大灾难。疫情不仅对数百万人的健康造成了重大伤害，而且直接剥夺了数十万人的生命。它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之大，足可以称之为人类经受的一次重大考验。不仅如此，疫情还给世界各国带来了许多严重的次生危害。人们的正常生活也将受到严重影响，许多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将因疫情而改变，不同族群和民族的生活习俗也将发生显著变化。进而言之，疫情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大国关系，调整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

面对如此重大的人类灾难，全人类，特别是各国政府，本来应当紧密团结合作，共同应对新冠肺炎危机，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各国公民的健康安全和正常生活。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却在现实中看到了令人痛心的现象：一些国家之间缺乏必要的相互信任，甚至就疫情责任进行相互指责；极端民族主义急剧上升，有些国家中甚至出现了排外情绪；一些大国对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采取抵触态度，国家保护主义强劲抬头；许多人开始质疑全球化进程，反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势头急速提升；一些人对以民主和分权为表征的人类政治进步进程开始持怀疑态度，国家主义再度回升。面对新冠肺炎危机导致的上述全球政治逆转态势，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正确态度？我在这里谈四点看法。

其一，坚决遏制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保护主义。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恰好发生在全球化时代，它在全球的迅速扩散本身就是进入全球风险社会的后果，国家在保护本国居民健康安全方面的作用得到彰显，国民中的爱国主义情绪必然随之上升，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然而，如果内心缺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没有人类的大爱情怀，不能深刻认识到全球化进程的宏观趋势，那就非常容易滋生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出现某种排外倾向和贸易保护主义。毫无疑问，“国家利益至上”仍然是国际交往的最重要准则。然而，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实现方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国家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不仅不相冲突，而且相辅相成。全球性的生态灾难、人道灾难、经济灾难和战争灾难一旦发生，民族国家的利益往往也随之受到损害。因此，明智的政治家在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时，尤其要防止极端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对内政外交的负面影响。

其二，主动顺应全球化的客观历史进程。

全球化在为人类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全球风险，例如，全球生态环境恶化、气候变暖、金融危机、传染病、国际恐怖活动、走私和跨国犯罪等等。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散，再次证明全球化导致了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全球化的负面作用因全球风险而得以凸显，新冠肺炎疫情将导致新一轮反全球化浪潮，并加剧世界范围内的逆全球化进程。然而，全球化是人类现时代的本质特征之一，它是在基于信息网络化和经济一体化基础之上，各个国家之间产生一种内在的和不可分离的紧密联系。这样一种全球化，有利于人类的有限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配置，有利于极大地降低各国之间的交易成本，有利于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学习，从整体上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因而，尽管世界范围内的新冠肺炎危机已经并且还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全球化进程的波折和逆转，但它终究无法阻挡人类全球化的进程，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化进程的本质。我们应当认识到，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全球化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应对得当便可能成为赢家，反之，应对失当便可能成为输家。但从全人类的长远发展看，全球化进程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普遍利益，因而是不可阻挡的人类文明进程。阻挡全球化进程，即使从一时看可能有利于短期利益，但长远看必定损害根本利益。

其三，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

全球化进程一方面深刻地冲击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民族国家主权，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行为的主体。全球化将各民族国家的命运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只有依靠全球治理，才能有效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全球性问题，确立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全球治理也确实在推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秩序，增进人类普遍利益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然而，现存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例如全球治理的许多规则不合理，全球治理机构的权威性严重不足，全球治理主体之间的不平等，众多的全球治理领域还缺乏有效的国际规制，主权国家之间缺乏足够的相互信任，联合国体系、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公民社会组织在全球治理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等等。全球治理体系的这些不足，大大降低了人类抗御全球风险的能力，这一点在这次各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新冠肺炎危机给我们的正确启示，应当是强化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大力改进全球治理体系，提升国际社会的全球治理能力，把全球治理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最后，努力追求全球善治的理想目标。

面对全球治理的这种现状，我们应当怎么办？在我看来，答案是十分清楚的：倡导一种民主的、公正的、透明的、平等的和共赢的全球治理，是解决全球紧迫问题，应对全球严峻挑战的关键所在。我们应当对全球治理怀抱一种理想，这种理想就是实现全球善治。全球善治是全球所有行为主体的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全球善治是国际秩序的最佳状态，它既是各国政府间的最佳合作，也是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最佳合作。正如善治是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一样，全球善治则是世界治理的一种理想状态，是国际社会的道义力量所在。全球善治为全人类的治理设定了一个长远目标，可以使世界治理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这次新冠肺炎对全人类所造成的灾难，再一次证明，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休戚相关，更需要国际社会的紧密合作，更需要人类之间的相互信任。信任和合作是全球善治的基石。全球性的自然灾难和人道灾难一旦发生，孤立的国家利益往往便无从谈起。因此，追求全球善治，不仅是追求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追求民族国家的公共利益。

如果世界各国能够通过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建立起一种新的信任和合作机制，那将成为走向全球善治的一个新起点，世界就有希望不断增进人类的普遍利益。反之，如果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之间，不能维护足够的相互信任与合作，那将是全球治理的重大倒退，必将严重损害人类的整体利益，最终也损害民族国家的自身利益。

 

 全球风险、普遍恐慌与国家治理优先的重点

文/杨雪冬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研究员

 

恐慌虽然可以成为政治权力操纵的对象，但普遍的恐慌则会动摇国家治理的正常秩序，这正是新冠肺炎疫情带给各国治理体系的巨大冲击。新冠肺炎具有高传染性、传播时间长、隐蔽性强、以及重症的医治困难等特点，已经演化成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警告的全球风险。截止4月13日19时，世界上已经有210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78万例，死亡病例超过11万例。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各国的治理体系暴露出各自的弱点和短板，充分印证了贝克的判断：风险是民主的，概莫能外。

由于对新冠肺炎病毒的发生、传播、影响等机理认识普遍不足，许多国家在疫情发生初期，都面临着平衡疫情防控与保持社会经济秩序的选择，尽可能地淡化疫情的影响，避免引起社会恐慌。因此，出现了应对上“慢半拍”的普遍现象。然而，在淡化疫情的同时，这些国家或者由于缺乏经验，或者由于心存侥幸，或者耽于内部纷争，并没有进行积极的应急准备。一旦局部地区疫情爆发，医疗资源出现“挤兑”现象，就产生了全国性恐慌，政府随之采取拉大“社交距离”的强制措施，征集医疗人员，管控医疗物资等“战时”措施，进一步加剧了恐慌的全球化，由此形成了全球恐慌与国家化应对的矛盾关系，也滋生出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甩锅”、“抹黑”行为。

显然，面对高度流动性、致命性的病毒，寄希望某个组织、某个大国、某级政府无法充分应对，采取“挖沟筑墙”式的自保也不可能持久，相互攻讦、“妖魔化”对方无异于病毒的政治化，只有各治理主体主动加强合作，尤其是各国政府要避免将国内抗疫矛盾向国际转移，提高全球治理的整体效力，才能逐渐通过实现局部安全，带动全局安全，进而确保全球社会经济秩序尽快恢复常态。

然而，在现实面前，这种判断有些理想化。上百年的全球化进程尚且没有带来理论预言中的“民族国家终结”，这样一次全球公共危机更无法熨平民族国家间的天然裂痕，反而由于人员、物资等要素流动性的大幅度减弱，进一步强化了民族国家作为最直接安全提供者的地位，成为各国政府转入“战时状态”，通过各种方式管控和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充分理由。

进一步说，这次全球性危机在各国普遍存在的内部治理危机中增添一个具有强大破坏力的全球变量，冲击着僵化的治理结构、程式化的治理议程、固化的治理资源配置，诱发了更深层次的治理危机，进而削弱政权的合法性。而对合法性流失的恐慌是许多国家在应对危机时过度采取“本国安全最大化”措施的根本动因。

要遏制病毒诱发的全球恐慌，除了继续呼吁倡导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改善国际合作环境外，更需要优先改进国家治理，通过逐渐恢复国内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消除国内恐慌的社会基础。

就当前我国的疫情治理而言，首先要提高各级政府的回应性，针对问题通过及时释放正确信息，采取跟进式调整举措，尽可能避免疫情相关信息被扭曲。政府的积极回应是避免社会恐慌蔓延的最好方式。其次，充分利用中国幅员广的空间优势，将联防联控机制区域化，通过激活局部，产生全国性联动效应。中央可以授权区域范围内的重点城市或者中心城市发挥枢纽协调作用，统一与周边地区的疫情防控标准，增强相互互信，使联防联控机制的功能重心从防控疫情向恢复区域性生产生活秩序转变。第三，要大力推进科技攻关、医疗方案的升级以及医疗物质的储备配置，通过提高医治效果将新冠疫情归位为公共卫生危机，减小对各级医疗机构能力的冲击，避免扩散为社会政治危机。第四，更加重视个人的自我管理。加强新冠肺炎病毒的知识普及，提高全社会的自我防护意识，实现防护的常态化。重视特定群体的诉求和心理抚慰，及时化解社会情绪郁结。有效的自我管理，是应对新冠疫情长期化最扎实的基础。

 

 全球治理的“滑铁卢”

文/任晓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教授

 

新冠肺炎病毒肆虐世界各地，成为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除了极个别例外，几乎没有什么国家能够幸免。这是一场真正百年未遇的严重劫难，其影响已远超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不能不是对各国和整个人类的一场“大考”。而在这场“大考”面前，当今的全球治理捉襟见肘，清楚地显现出无力状态。无论在地区层面还是全球层面，都是如此。一言以蔽之，在这场“大考”面前，全球治理遭遇了“滑铁卢”。

本来，欧盟作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超国家组织，在面对新冠危机袭来、中国正在奋力战疫时，应该有所作为，迅速采取行动，把27个欧洲国家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来势汹汹的疫情，维护共同的公共卫生安全。然而事实是，欧盟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任何作为。当意大利首先“中招”、情况危急时，欧盟未能向其提供帮助，结果是意大利陷入苦战，疫情在欧洲各国快速蔓延。在这种情形下，意大利只能求助于万里之外的中国。过了多时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才于4月2日公开向意大利表示道歉，她在公开信中写道，“欧洲各国此前并没有意识到，只有团结在一起，欧洲才能打赢这场疫病战争，只有联盟，才能赢。各国原本可以避免这种局面，这十分不利”。悔之晚矣！又过了数天后，欧盟才于4月7日才拿出了一个抗疫纾困计划，以协助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的成员国。很显然，欧盟在这场“大考”中未能合格。

在全球层面，世卫组织（WHO）作为全球性的卫生组织，理所应当地应承担起抗疫的重责大任。但在初期的1月至2月间，世卫也低估了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染性和危害性，1月23日才认识到病毒会人传人，3月11日才宣布全球性传染病。由于存在一定缺失，世卫组织受到美国攻击，威胁要重新考虑对它对WHO的出资。这有点过分，世卫组织虽有不足，但总的来说还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当然在未来，它似应有更大作为，因而存在赋能（empower）的问题。

举足轻重的二十国集团（G20）又如何呢？疫情无国界，当多个国家在混乱中与快速蔓延的疫情奋战，有的还相互指责时，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方于3月26日召开了特别视频峰会，其姿态是明白的，即表达新冠疫情是全人类的敌人，要携起手来，协调行动共同抗疫。实际上，自2017年以来，G20卫生部长就每年聚首，讨论普遍卫健保障和公共卫生安全，包括传染病防治。然而较多地停留于表面。G20特别视频峰会及其声明提出要求，在4月的部长级会议前采取一系列二十国集团紧急行动，但到目前为止似未见有实质性的后续举措。

由此可见，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考”面前，整个抗疫的局面基本上变成了每一个国家在慌乱中分头抗疫，甚至发生了不同国家间截留防疫物资的事件。这一情形，可能会强化各国在根本上“靠自己”的意识。然而历史告诉人们，“各人自扫门前雪”正是上世纪世界“大萧条”的最大教训，各行其是总是全球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21世纪的今天，各国正面对新冠病毒这一全人类的共同敌人，全球经济则再次面临严重衰退的危险，这是对全球治理的考验，也是给它的一个机会。且让我们试看未来的全球治理，能否走出“滑铁卢”，重建自己的声誉。

 

 抗击疫情的中国大陆方案

文/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副教授

 

凡是传染率低的病毒，无论死亡率高低，都不会酿成重大危机，因为病毒会较快消失。一种传染率高的病毒，若重症率和死亡率较低，就像在美国、中国秋冬季盛行的普通流感，一般也不会引发重大危机。普通流感传播范围固然广，但危害不那么重。但如果一种病毒不仅传染率高，而且重症率和死亡率较高，就会引发重大灾难。特别是，如果再叠加潜伏期较长、最终病死患者的存活期较长这两个特征，人类在应对疫情上就会面临巨大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就有着这样的特征。

抗击疫情的中国大陆方案

疫情从无到有或者说疫情的源起及其控制，是一回事；疫情已然发生并大规模扩散及其控制，是另一回事。既然疫情首先发生在武汉，那么中国既面临着第一个问题，又面临着第二个问题，但这两个问题是不一样的。

就第一阶段的问题而言，我们至今仍然有很多事实与真相尚不清楚，这方面的反思与总结仍然是不够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社会需要在反思中总结经验教训，实现体制改善，促成社会进步，防止未来可能的风险；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可能还需要直面国际社会的质疑，惟有客观的数据、可信的逻辑、诚恳的态度才能帮助中国赢得更多的信任。

就第二阶段的问题而言，面对疫情的大规模暴发和扩散，中国于2020年1月20日正式拉响警报，整个国家开始进入紧急状态。中国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终于基本控制住了疫情。我将这套抗击疫情的中国方案总结为政府主导型的全封闭全隔离模式。这种模式有四根支柱：

第一，在疫情高峰期，政府坚决采取封城、封村、封校、封厂措施，目的是通过全封闭实现人与人的全隔离，从而在根本上阻断病毒的传播链条。

第二，医疗卫生系统全面动员，努力救治患者，最终实现“应收尽收”，包括为重症患者提供充分救治，为轻症患者提供隔离、医学观察和辅助治疗。

第三，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密切接触者、疑似病例、疫区旅行者的隔离观察，包括医院隔离、集中隔离点隔离和居家隔离等。

第四，中央政府统筹协调，调配各种医疗资源，包括快速建设专门医院和方舱医院，以及组织各省市医疗卫生系统对湖北各地市进行对口支援。

在疫情高峰期，中国的这种抗疫模式产生了显著成效，既做到了用两个月基本控制了疫情，又做到了将湖北以外省份的死亡率控制在较低水平上。

既然抗击疫情的中国方案是有效的，那么，当疫情开始肆虐全球后，其他国家是否应该“抄作业”呢？所谓“抄作业”，就是复制中国抗击疫情的模式和策略。

但问题是，这种全封闭全隔离的抗疫模式成为可能，跟中国后全能主义的政治社会模式是分不开的。中国这份“作业”是许多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和西式民主政体的国家既不能抄，又不想抄的。不能抄，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从来就不拥有这样的权力和资源。不想抄，是因为这种全封闭全隔离模式容易导致经济社会的全面停摆。当然，在疫情高峰期，控制疫情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所以，当时采用全封闭全隔离模式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毕竟导致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停顿，这种抗疫模式注定是无法长期持续的。

 

东亚地区的抗击疫情方案

从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路径来看，中国大陆的周围地区首先受到疫情的影响。但出乎意料的是，跟欧洲国家相比，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在这波疫情中的感染率数据和死亡率数据都相对较低。尽管东亚地区的首发病例要远早于多数欧洲国家，但东亚地区的防控局面总体上做得更好。

尽管中国大陆以外的东亚地区在抗击疫情的具体做法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行事逻辑其实是相似的。跟抗击疫情的中国大陆方案相比，台湾地区、日本与韩国的抗疫模式可以总结为四条主要经验：

第一，认识疫情的严重性，尽早采取行动。武汉疫情发生以后，跟欧美国家的“看客心态”不同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对中国大陆的情况更为了解，也有着更强的威胁感知。

第二，及时检测相关人群，锁定患者并加以有效救治。比如，韩国在2月底、3月初遭遇了疫情高峰，随后就进行了大面积的检测。这样，就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锁定确诊病例和排除疑似人群。

第三，建立非常时期入境者等移动人口的追踪档案，及时发现密切接触者。一旦发生疫情，就可以追踪到相关人群，安排相应的检测，以及执行或建议相关的隔离措施。

第四，倡导个人的自我隔离，部分实行社会隔离政策，以及采取其他辅助性措施。这里的辅助性措施包括设置热线电话答疑解惑，为生活有困难的老人提供生活救助，以及为隔离者提供生活协助等。

当然，东亚地区的抗疫成效也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社会条件有关。这里最重要的三个社会条件是政府能力、社会自治能力和医疗能力。过去，东亚地区以“发展型政府”著称，这意味着东亚社会普遍拥有比较强的政府能力。当重大的公共危机到来时，这种政府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东亚社会的自治能力也很重要。这些地方普遍拥有比较发达的市民社会与自治性社会网络，公民素质较高，守法意识和规则意识较强，具有良好的自我保护意识，并且还具有邻里互助的社会传统。这就有利于在政府作为和公民作为之间搭建起一个良性的互动网络。

有人可能会说，东亚地区的做法不过向中国大陆“抄作业”而已。是否真的如此呢？比较中国大陆方案和东亚地区方案，我们会发现，两者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那就是：认识疫情的严重性，政府积极作为，尽早检测与锁定患者并进行救治，对疑似病例和接触人群采取隔离措施，同时倡导个人社会行为模式的改变。

即便如此，两种方案的差别仍然很大。中国大陆在疫情高峰期采用的是全封闭全隔离模式，属于抗击疫情的激进休克疗法，管理方式上起初对潜在病毒携带者和普通民众不加甄别地统一封闭隔离，较为粗放。而中国大陆以外的东亚地区从来没有实行过全封闭全隔离模式，而是尽可能维持经济社会的基本运转，同时通过检测和其他技术手段锁定患者和密切接触人群，并对其进行必要的检测、救治和隔离。所以，东亚地区的抗疫模式更接近于“精益管理”，他们试图通过快速检测和技术追踪及时甄别、锁定潜在患者与患者。这就做到了既能有效抗击疫情，又能实现对经济社会运转的负面影响最小化。

就具体管控措施而言，东亚地区的方案也具有较高的灵活性。而对中国大陆来说，进入3月份以后，随着复产复工复学被提上议事日程，疫情高峰期的全封闭全隔离模式已经行不通，经济社会正常化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目标。这意味着中国必须要对抗击疫情的管控模式进行调整。那么，能够更精准地锁定潜在目标同时经济社会生活更具自由度的东亚地区方案，是否可以成为中国下一步的借鉴呢？

在管理学上，这种做法被普遍地称为“模仿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s）”。

 

欧美国家的错误认知与政策转向

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相比，欧美发达国家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确实让人大跌眼镜。

如今，西方主流媒体纷纷指责欧美国家政治领导力的缺乏、官僚体系的反应迟缓，以及民主政体的制度掣肘和党派斗争妨碍了他们对疫情做出及时的应对。现在回头看，欧美发达国家应对疫情扩散的早期失误，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首先是政治家的认知问题，就是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性和跨国扩散可能性的估计不足。从新闻媒体到政治家，从官僚体系到普通民众，没有人为这一次百年不遇的重大疫情做好了准备。

其次是政治家的目标多样性。抗击疫情固然是他们的政策目标，但当疫情变得真正严重之前，他们往往需要兼顾其他目标，比如经济增长、金融稳定和就业稳定等。

最后是政治家的约束条件。欧美国家的政治家往往面临更多的外部约束条件。从宪法约束到国会制衡、再到新闻媒体的监督。这些约束条件就注定了欧美国家的抗击疫情，不可能是中央政府高度管控的模式，而只能依赖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政府与企业的合作。

正是因为这种种问题导致了欧美国家错失了防控疫情的最佳时机。结果是，这些国家不仅出现了感染和确诊人数的爆炸式增长，而且还出现了较高的死亡率。

真实的危机一旦降临，欧美国家就开始了快速行动。目前，尽管各国具体政策不同，但他们的主要措施可以被归为两大类：

一方面是整个政府机器开始快速开动起来，采取多种措施来抗击疫情。具体做法包括推广大规模的检测，提供便利的检测通道，医院收治重症患者，居家隔离轻症患者，加快包括口罩、防护服、呼吸机、重症监护室、临时医院在内的医疗物质或设施的生产或建设，颁布疫区普通民众居家隔离和非必要不外出的行政命令，关闭学校、体育场馆、娱乐场所以及综合性商场等。

另一方面是许多国家都推出经济刺激和社会救济计划，主要包括降低基准利率，为中小企业和大企业提供贷款与进行“输血”，定向扶持航空、旅游等受损严重的产业，为全民或中等收入以下家庭提供一次性补贴，甚至为企业提供员工薪水补贴等。

3月中旬以后，欧美国家的政府就普遍采取了积极的作为，但他们的做法是渐进的、根据疫情进展逐渐调整的模式，而非激进休克疗法。他们开始大规模地投放试剂盒，安排非常便利的检测，来精准地锁定患者，然后对重症患者进行积极救治，要求轻症患者进行隔离。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公共交通系统仍然维持着正常运转，食品和超市的销售与配送系统仍然运转如常，支持社会运转的市场力量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

 

发展中世界即将到来的疫情风暴

当欧美发达国家抗击疫情的曙光若隐若现的时候，发展中世界的苦难岁月才刚刚开始。从全球范围内看，新冠肺炎疫情呈现梯次传播的模式。如果说东亚是全球疫情的第一波，欧洲和美国是第二波，那么接下来，发展中世界将是全球疫情的第三波。面对这样的可能前景，发展中国家究竟应该如何抗击疫情呢？这仍然是一个逻辑问题。基于前面对抗击疫情的中国大陆方案、东亚地区方案和欧美国家方案的分析，一个成功抗击疫情的国家方案离不开七条原则：

第一，面对严重的公共危机，政府需要积极作为，而不是任由病毒自然传播；

第二，大规模投放试剂盒，开发快速检测模式，及时检测并锁定患者；

第三，统筹医疗资源，包括准备和培训尽可能多的医生和护士，包括建设或准备尽可能多的医院、病床、口罩、药物、防护服和呼吸机，为患者提供及时与充分的救治；

第四，建立一个疑似病例和可能接触者的追踪系统；

第五，疫情早期需要建立一套疑似病例和接触者的隔离制度，大规模暴发期则需要建立一套重点城市和疫区的社会隔离制度；

第六，实行必要的经济刺激政策和提供必要的社会救济措施，防止因为失业、贫困和企业倒闭而产生大规模的次生灾难；

第七，在疫情严重地区尽可能维持维系社会基本运转的必要经济活动，在疫情不太严重的地区尽可能设法兼顾经济社会的正常化。

我将它们称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七条基本原则”。但问题是，在未来非常宝贵的几周中，究竟有多少被疫情袭击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实践这些条原则并成功地抗击疫情呢？

从概率上讲，那些拥有更强大的政治领导阶层的国家，那些政府能力较强、社会自治能力较强、医疗能力较强的国家，更有机会控制疫情的规模，并把死亡率控制在较低水平上；相比而言，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就更容易导致严重的社会灾难和人道主义危机。

单就如何控制疫情导致的死亡率来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冠肺炎研究资源中心的报告认为，影响死亡率的是三个已知因素和若干未知因素。这三个已知因素分别是：已检测人口的规模，人口的年龄结构，以及医疗系统的承受力。实际上，这里能够人为干预的因素，主要是医疗系统的承受力。如果疫情集中暴发，加上医疗资源准备不充分和供给不及时，在救治大量蜂拥而至的重症患者过程中容易导致“踩踏效应”，结果是大量患者就会由于得不到救治而死亡。因此，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在现有条件，尽可能提前准备、提供充足的医疗资料，为可能到来的疫情高峰做好准备，成为控制死亡率的关键。

进一步说，考虑到严重疫情可能引发的经济萧条、金融危机、油价暴跌和社会混乱，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域未来几周还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不排除少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因为严重的疫情而导致政局动荡、政体变更、甚至面临国家崩溃。

总之，在人类成功开发出新冠肺炎疫苗与对症药物之前，我们可能不得不面对如何在较长时期内与病毒共舞的问题。通过彻底的社会隔离来消灭病毒，固然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但如果考虑到疫情全球扩散，这种可能性要么越来越低，要么其代价是我们所无法承受的。所以，一种更务实的战略选择是，一方面要基于正确的逻辑、有效的模式来抗击疫情，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兼顾经济社会的正常化，减少疫情对社会正常运转的冲击。

 

 

        本文为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特约“疫情防控与全球治理”系列笔谈。

更多内容敬请点击浏览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官网：www.rccp.pku.edu.cn。

希望阅读更多文章请扫描中心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