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瑞军：借助社会企业破解未富先老难题

2017-03-29  

袁瑞军：借助社会企业破解未富先老难题

如果社会企业在我国获得法律地位，其爆发式增长是可以预期的。发展社会企业，难点不在政府决策，而在政府监管。“放活”是相对容易的，“管住”是很难的。

文/袁瑞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目前，我国一方面民间资本投资渠道较少、较窄，热钱纷纷涌入楼市地产，炒地、炒房，房价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养老服务业营利性低，盈亏平衡点高，社会资本投入不足。如何破解未富先老、大国养老课题呢？建议探索社会企业模式。用发展社会企业的办法，解决诸如养老等社会问题，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其中英国做得比较领先。英国目前有7万家社会企业，近几年，新建企业中三分之一都采取了社会企业模式，这些企业对发展前景的预测较普通企业更乐观。他们的做法及对我们的启示有三：

政府鼓励，社会企业认证公司认证

       在英国首相办公室，有专门从事社会企业政策助理工作的人员。认证公司，首先，是个“纯”民间公司，靠业界公信力立足。其次，机构具有独立性，并进行自我治理，不是政府或其他机构的分支或项目。再次，至少有50%的收入来自于商业和贸易活动，这一标准是社会企业与慈善组织（主要依赖于捐赠）的重要区别。第四，至少有 50%的利润用于社会和环境目标，在机构章程需明确规定，在财务账目上可以查证。第五，执行“资产锁定”。企业破产或解散时的剩余资产应该用于社会和环境目的，需将资产转移给另一家社会企业或慈善组织，不能私有化，不能被收购。这一点须在机构章程中体现。第六，社会影响力评估。需要有第三方评估结果证明该机构正在实现社会和环境目标，正在努力实现社会影响力和减少环境危害。

发展社会企业的好处

       认证为社会企业有以下好处：一是优先拿到政府采购订单；二是享受财税优惠政策；三是社会公信力、参与度和盈利的可能性高。社会企业为我们提供了实现有效公益和社会创新的新选择。各国社会企业发展事实证明，社会企业在激发社会投资、扩大救助人群、提高慈善效率、增强社会组织影响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企业在我国的探索 

      “社会企业”这个概念虽然是舶来的，但实体内容并不“陌生”。宋代王安石的小额信贷，计划经济的福利工厂、街道工厂等；现有福利企业、民办高校、小微企业、高新企业、环保企业的相关政策，都有社会企业的因素；现有法人形式，如民非、合作社、事业单位等，都具有转型为社会企业的潜质。如果社会企业在我国获得法律地位，其爆发式增长是可以预期的。发展社会企业，难点不在政府决策，而在政府监管。“放活”是相对容易的，“管住”是很难的。关键是3个50%和一个“资产锁定”：自营收入不低于 50%，利润中用于社会和环境目标的部分不低于50%，利润中用于分红的部分不高于50%，此比例也是根据国情来决定的。

        本文为袁瑞军发表于《社会与公益》2014年第6期的文章。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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