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冬：当代中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建设

2018-02-23  

杨雪冬：当代中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建设

话语体系是价值、知识以及各种诉求赖以有效表达的形式、方式和方法等组合。社会的利益多元化和文化制度多样性，导致了话语体系的分化。就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而言，尽管都以发现普遍性和一般性为根本目标，但是受社会历史条件限制，在不同历史阶段和制度文化环境下，会有具体的表现形态。话语体系也不例外。以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政治学尤其如此，深受民族国家的规范塑造。在探索理想政治实现途径和规律的同时，更要关照制度的现实存在及其运行，由此形成了国家特征鲜明的表现形态。

 

文/杨雪冬

中共中央编译局 研究员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恢复以来，中国政治学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砥砺前行，在问题选择、研究路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诸多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形成了具有国情特色、时代标记的较为系统的观念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着中国的政治发展。由此，政治学也忝列“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

 

“当代”与“中国”为政治学在中国的定位和发展设定了不可摆脱的时空框架，由此也决定了我们当下讨论的是当代中国政治学，不是传统政治学、现代政治学，更不是西方政治学、美国政治学。既然历史是不能割裂的，开放是生活的基本状态，那么当代中国政治学就不是从天而降的，也不是原封不动的，更不是照搬照抄、闭门造车的，而是多种社会力量及其对中国政治资源的解读、对政治发展的想象在当代中国这个特定的时空场域中互动融合综合生成的结果，是多种观念体系、知识体系互通对话寻找和音的结果，是政治学人在理论和现实之间将自主性转化为创造力的结果。

 

 互通

 

当代中国政治学是在开放多元的条件下开启重建的。开放多元不仅是世界性的主题，更是中国正在经历的历史进程。这决定了当代中国政治学必然是开放的，谋求对话交流的。互通性是当代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内在属性。

 

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对话对象是多元的，并且各自拥有的话语能力也不均衡。官方话语、社会话语、以经济学、社会学为代表的其他学科的学术话语、国外政治学，尤其是西方政治学的话语等，是中国政治学必须面对的对话对象。中国政治学与它们既有共识也有分歧，既有重叠也有分殊，既有和弦也有异调，并经常处于弱势的地位。

 

当代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从“借用”别人的话语体系开始的。作为国家倡导恢复的学科，政治学首先必须与国家权力对话，获得其认可，承担其交付的任务。政治学恢复之初，基本范畴、概念、方法基本借自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没有被取消过、一直得到国家支持的学科，第一批教学科研人员也多来自这些学科。这也决定了当代中国政治学一开始就具有哲学思维、历史视野以及辩证法的分析等特点，同时使得政治学的话语能够很容易被国家权力理解，政治学的研究能够自如地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进行交流对话。

 

决策者对政治学的期望成为政治学研究基调确定的重要因素。在1980 年12 月中国政治学会成立（重建）大会上，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在讲话中说：“政治学是一门重要的科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取消政治学研究是错误的，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损失。”政治学不仅要研究政治制度，还有研究国家、政党、人民和政治家及其相互关系，要研究实现人民领导国家，实现民主权利的途径。在这种期待下，当代中国政治学一开始就与民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紧紧绑在一起，甚至在1980年代几乎变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学”。王沪宁在1990 年代总结说，“中国政治学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模式”。

 

决策者使用的话语体系成为了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必须面对和参考的话语资源。民主、权力约束、放权、参与、制度化等决策者用来推动改革的理念，不仅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成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础性概念。这大大加快了当代中国政治学对阶级斗争话语体系的摆脱。此后，从官方话语中寻找话语支持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不断拓宽研究领域，乃至回应质疑的重要依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所以赢得政治学界的全面拥抱，原因之一就在于激发了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想象力，丰富了陷入停滞单调的话语体系。无疑，国家对各类研究项目的持续投入为两种话语体系的对接提供了制度化的激励。

 

与社会公众对话是当代中国政治学保持活力的基本方式。书斋里的学问也需要回答大众的疑惑。社会大众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经济的开放、教育的普及、传媒的发展，大大提升了社会公众的政治意识、政治素质和话语表达能力。中国丰富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智慧，在社会开放和分化过程中也被激发出来，有了更为多样的转化和表达形式。系统化的终身政治教育，努力强化社会公众的政治判断标准，不断更新着他们使用的政治术语概念。国外的政治实践在提供更为多样参照系的同时，也在激发着社会各界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想象。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社会中涌现出多样而独立的政治判断和表达方式。当代中国政治学显然不能仅靠形式的通俗化，语言的大众化来获得社会公众的理解和认同，必须以更加专业化的姿态来要求自我，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来面对社会公众。

 

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相比，当代中国政治学更具有开放性，在发展过程中从前者那里借用了概念、方法，分享着问题。这虽然显示出学科本身基础薄弱，缺乏传承积蓄，但也说明了学科研究对象———当代中国政治是变革的、开放的，必须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进行研究。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学在不同时期总能与其他学科碰撞出灵感，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例如，诺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引发了制度主义在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热潮，“新制度主义的一些概念正在成为流行话语”。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影响自不待言。1990年代后期，吉登斯等人的社会理论，人类学的视野、社会学的方法在中国政治学界流行起来，并通过村民选举、国家构建等热点问题的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和方法选择。新世纪以来，政治学对研究方法的重视，又为其他学科已经运用娴熟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方法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尽管时常摇摆在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之中，甚至不惜成为它们的粉丝拥趸，但是当代中国政治学并没有迷失自己。俞可平认为，20 世纪90 年代以后，中国政治学真正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拥有一整套相对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学说、概念、范畴、术语、方法和问题”。

 

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西方的学生，当代中国政治学也不例外。译介一直是现代中国学术建设的路径之一。改革开放之后，译介西方学术著作达到新的高潮。新世纪以来，许多著作在西方的出版与在中国的译介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大量的西方政治学著作被翻译或者介绍到中国，起到了拓宽视野、丰富知识、激发问题的作用，同时也造成了一些学者谈起西方头头是道，讲起中国话语寥寥的现象。更值得关注的是，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巨大绩效，西方政治学并没有做好理论准备，应对仓促，或者继续沿用冷战思维进行政治定性，或者对既有的概念、理论，例如威权主义、发展型国家等修修补补，或者陷入琐碎的技术主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西方政治学面对中国的窘况，也映射出严重依赖西方理论资源的中国政治学面临的严峻挑战。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学来说，与西方政治学的互通重点应该从概念、假定、理论范式的分享转移到如何认知当代中国的现实。

 

话语体系本身就意味着对话、沟通。当不同话语体系相遇时，问题就转变为在哪种场域中对话，运用谁熟悉的方式沟通。尽管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开放姿态，使其能够与不同的主体进行对话交流，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要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以及世界政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就需要中国政治学人重新审视我们的对话对象，重新检讨我们使用的话语方式，要以知识的创造推动话语方式的创新，以话语方式的改造解放我们的思维。因此，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来说，除了要寻求平等沟通对话外，还要为平等的实现创造更坚实的学科基础。

 

 自主

 

在现代社会分工的条件下，学科自主发展是分工深化的必然要求。所谓自主性，就是要有自己的学科对象、研究领域、核心问题、基本理念、分析路径、研究方法以及一套能将这些因素系统表达、有效传播的话语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自主性就是自我的认同和社会的承认。

 

当代中国政治学一直在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驱动下寻求自主性。对于几代中国政治学人来说，不仅要建立独立的学科体系，还要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发声给力。自主性是承担和完成这种使命必需的姿态和本色。1980年，在中国政治学会恢复重建大会上， 亲身经历政治学在中国命运的著名政治学家、当时已满80高龄的钱端升先生提出，研究政治学应提倡“首创精神”，要“使得我们的政治学能够满足在新的历史阶段所提出的要求，能够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对所出现的政治问题作出正确的解答，从而推动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这种“首创精神”在后来的学人那里被表述为“理论创新”“学术本土化”“学术自觉”等，都在强调政治学研究要走出一条符合国情世情的发展道路。

 

然而，在这个知识爆炸、学科边界模糊、知识与权力相互嵌入、交往方式深入变革的时代，寻求自主性并不意味着要获得绝对的自主，而是要寻求有效的相对自主，在相互交流依存中保持自主的姿态。因此，政治学话语要自成体系，但不是自说自话；要创新发展，但不能妄自尊大；要积极回应，但不是趋炎附和。

 

首先，学会抵制霸权的诱惑。我们必须承认在任何社会中，任何一套话语都与权力有着复杂的关系，既承载着、生产着、加强着权力，也会揭示、削弱乃至阻碍权力。政治学是与权力关系最密切的学科之一，除了要研究权力的本质和运行外，还深受权力的影响和制约。政治学在中国从取消到恢复的命运充分说明了这点。在中国，权力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包括一套系统完整的话语体系。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固然要熟悉这套话语体系，了解其设定的边界、因应其提出的要求，但不能盲目地随声附和，甚至简单拾人牙慧，把政治学的话语变成政策话语、文件话语、宣传话语，那就会丧失学科的主体性，也是对权力有效运行的不负责任。

 

西方的话语霸权是结构性、成体系的，也是无法回避或者简单抛弃的。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意识到照搬西方理论方法的内在局限性，并主动反思和创新，但也出现了中国本位主义的倾向，将中国的特点极端化为中国的独特性，拒绝用中国的经验来检验西方理论方法。尽管这种倾向能够回应权力的焦虑，与官方话语形成共鸣，但也会引发丧失独立判断的危险。

 

其次，全面认真地对待本土资源。中国有着世界上文字记载最悠久的政治传统和恢弘跌宕的政治现代化实践。这种传统与现代共生的资源，是当代中国政治学实现自主性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悠久的传统丰富了对政治的认知，鲜活的实践激发着研究的兴趣。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独有的资源优势。当代中国政治学肯定不仅仅是关于当下的政治学，而是在历史视野下关照当下的政治学，从现代出发走向未来的政治学。因此，要努力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来解读中国的政治传统，用客观的态度总结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时间不长但转折巨大的政治实践，这有助于我们在权力规训的现实中、西方主导的理论境况下抵制住诱惑，找准自己的问题意识，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和学术品味，更加清醒地看待当下的变革，更加理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第三，拓宽比较的视野。没有自信，是无法实现自主的。但自信不是伪装出来的， 更不是盲目的，而是在全面比较中获得的。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在西方列强面前尊严丧尽，赶超西方成为整个国家的使命和社会的心结。以西方为师、以美国为师成为学术研究的自觉行为。但是，这种单一参照系映射出的更多是自己的落后和不足，造成宿命论的错觉。一旦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短短30多年迅速发展起来，不仅西方社会不适应，而且中国的学术界也不适应，因为既有的参照系无法提供现成的解释答案。显然，在现实与理论之间，当代中国政治学界应该拥抱鲜活的现实，放下既有的理论框架乃至理论成见。将中国从中西比较的参照系中提升到全球比较的参照系中，无疑是客观的选择。一方面，发展中的大国、社会主义大国、新兴市场国家、转型的大国等多重身份必然需要采取多样的参照系进行分析，与更多的对象进行对话，另一方面，将中国置于全球的背景下，可以历史地全面地认识中国的优势劣势、中国的制度选择、中国的发展路径等宏观问题，保持理性的态度，避免被眼前的暂时的现象左右。

 

第四，坚守自己的话语。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近40年的吸收融合创造，中国政治学已经确立了属于自己的学术姿态，构建了自己的知识框架、术语概念、表达方式，并有了一套自己的评判标准。马克思曾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一些中国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人提出的代表性概念进行了梳理，发现通过这些概念可以更生动准确地把握当下中国政治的特征和变化。尽管这些概念并未在国际学术界得到普遍承认，却是中国人认识自己政治生活的有力图谱。而中国丰富的政治实践和悠久政治传统，完全可以为中国政治学话语的创造提供生生不断的营养和资源。尤其重要的是，坚守自己的学术话语，在坚守中创造性建构，是对各种霸权最有效的抵抗。

 

总之，建构、互通和自主是当代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品格。话语体系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在不同话语体系的交流中逐步形成的。这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任何人为的干预或者加速的努力都不可能取得预想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政治学界面对各个学科大干快上的热潮，多一份理性和冷静，可能更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更符合中国发展的要求。

 

 

        本文原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07期。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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