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15
2021年6月12日至13日,“政治思想史论坛:政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成功举行。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政治思想史》杂志、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共同主办。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20余位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学术前沿问题。
在开幕式上,主办方作了致辞。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大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教授代表中心与学院对论坛的举行表示热烈的祝贺,对与会学者和现场听众的莅临表示诚挚的欢迎。俞可平教授回顾了中国政治哲学学科的发展,介绍了中心编撰《政治通鉴》的进展,并肯定了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研究在当代的重要意义。《政治思想史》杂志主编、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刘训练教授对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和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积极筹备论坛表示感谢,并对论坛的顺利开幕表示祝贺。
俞可平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
分论坛一上,复旦大学任军锋教授以“帝国的政治理论: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为题,指出无论是修昔底德还是希罗多德,二者都关注帝国,雅典和波斯帝国背后都有很强的权势欲的扩张。但是,一旦帝国人民被权势欲裹挟,随之而来的不是和谐与幸福,而是基于欲望的躁动,这也就构成了帝国扩张悲剧性的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涛助理研究员以“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多数人’”为题,指出亚里士多德笔下的“多数人”指的是拥有公民权、但又缺乏教养的普通公民,而他们也构成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政治学所关注的对象。“多数人”的政治空间在两端都是由“一人统治”来界定的,僭主制和王制都是“一人统治”的极端体现。
天津师范大学刘训练教授以“马基雅维利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为题,从“武装人民”和“赋权人民”两方面,尝试延续和扩展麦考米克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民主主义”诠释路径。他指出,马基雅维利观察到了不同群体在权力上的不对等关系、劝谏新君主与贵族青年时诉诸利益而非德性、构想民主共和国时从务实的角度以寡头共和国或君主国为起点、很少诉诸抽象的概念和理论等四个维度,勾勒出马基雅维利现实主义的影像。
刘训练教授在会上发言
北京大学段德敏副教授接续刘训练教授的话题,以“马基雅维利与‘包容性政治’”为题,聚焦于《佛罗伦萨史》的解读,试图表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富有多面性,过度强调其“民主主义”面向难免矫枉过正。马基雅维利“政治”的落脚点并非平民立场,而是更具包容性的政治,亦即多元要素(平民和贵族)的政治参与、社会力量之间的约束与制衡。在场师生就帝国扩张是否是一种悲剧性的结果、审议民主者对亚里士多德的引用、亚里士多德如何看待哲学家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立场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分论坛二上,上海外国语大学郭小雨助理研究员以“借得的坚固——论博丹主权学说的困难与一种现实主义解释方向中的现代政治权力”为题,她认为博丹在《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和《国家六论》中的思想并非“绝对主权”的转向,并从施特劳斯学派、中世纪法渊源以及立法权意义上的主权三个维度讨论类似于上帝的主权者、共同体意义上的主权,二者如何共存这一议题。
庞亮博士以“博丹与霍布斯的主权国家——历史现实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为题,指出霍布斯的政治理论更属于法国而非英国的传统,可以清楚看到他与博丹思想之间的密切关联。博丹与霍布斯的主权国家理论中囊括了对于“现实”的反思,但是博丹是在历史中探寻主权国家的起源与本质,而霍布斯则在非历史的普遍人性与自然处境中寻找政治的可能。
在线参会的中山大学刘海川老师以“霍布斯政治学中的两个基本概念”为题,解释国家作为利维坦的比喻性意象,以及霍布斯“并非人就其本性是政治的动物”这一想法。他指出,霍布斯认为人必须要经过后天教育和训练,才可能成为以公共利益为尺度,决定、行动和生活的公民。在场师生就博丹是以何种意义理解科学、将博丹视作“历史现实主义”是否恰当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分论坛三上,北京大学李猛教授以“卢梭的乌托邦与现实主义”为题,指出当代政治哲学对卢梭的理解,受到罗尔斯的影响,正在重新检视卢梭思想中的“现实主义”因素。李猛教授分别从政治建构、道德教育以及现实的结构—自然与历史三个维度探讨了卢梭的“现实主义”。他强调对卢梭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并非是要论证卢梭是一位现实主义者,而是旨在批评一种错误的直觉:对人类政治道德生活规范性的重视是现实主义的对立面;实际恰恰相反,深刻的现实主义往往正是与对人类生活规范性的关注并行的。
李猛教授在会上发言
北京大学田耕助理教授以“韦伯天职观的两分”为题,他指出“政治作为天职”有两种含义,一种涉及韦伯正当性支配的概念,另一种则与国家这种垄断机关有关。他认为,支配作为一种当然的服从又同时具备一种政治的关系是韦伯学说的特别之处。在场师生就罗尔斯对卢梭现实主义的理解、对于正当性的追求是如何返回到政治家天职上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分论坛四上,北京外国语大学董成龙副教授以“内战时刻与举国节庆——林肯与作为政治宗教的感恩节”为题,在调用亚里士多德、托克维尔等思想资源的同时,分析内战事件与节日构建的政治现象,使事件与文本的阐释朝向政治现象本身,还原感恩节在政教分离的共和国作为政治宗教的意义,呈现内战作为护国和护法战争的属性,以及林肯对“分裂之家”和“分裂的遗产”双重问题的解决。
北京大学费海汀助理教授以“赫尔岑与十九世纪初的联邦主义”为题,他指出,19世纪初欧洲联邦主义思想既是对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种种问题的回应,也是对社会革命必要性与正当性的确证。赫尔岑对联邦概念的接受、反思与想象是理解欧洲联邦主义思想的关键节点,应采用心灵史、文本史、观念史和思想史方法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历史考察。
中国人民大学陈伟教授以“从投票到喝彩——试论卡尔·施米特的例外化民主论”为题,他指出,施米特的民主观不同于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观,也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及法西斯主义,他的民主观暗示了人民革命之可能;施米特一方面指出民主对于现代政府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却又使得民主例外化。在场师生就林肯的政治宗教和政治思想中的公民宗教之间的联系、施米特民主的理论渊源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分论坛五上,中国人民大学周濂教授以“威廉斯‘合法性解释’批判”为题,他认为威廉斯的合法性解释存在诸多难点,他的“批判理论原则”不恰当地限制了政治权力的边界,从而难逃“非现实主义”的指控。他指出“合法性+现代性=自由主义”命题建立在错误的概念分析和历史解释的基础之上,并试图提出“合法性+现代性=民主制”这一方案,以取代威廉斯的合法性解释。
在线参会的中山大学童志超助理教授以“自然状态与历史:论伯纳德·威廉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间的联系”为题,探讨威廉斯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间的联系,并尝试揭示威廉斯是如何用一套可被称为自然状态与历史的方法为其在道德和政治生活中所珍视的价值做辩护的。他认为,自然状态与历史的研究路径不仅表明威廉斯是一位批判性与建设性兼具的哲学家,更反映了他哲学思想中的一系列主要特征,包括他对哲学的限度的认识以及对个人完整性和独特性的关注。
南京大学陈肖生副教授以“合理的政治观点与现实地思考政治——罗尔斯与威廉斯的’政治’论辩分析”为题,他认为罗尔斯后期政治自由主义所示范的一种实践的政治哲学进路与威廉斯所代表的政治现实主义并没有本质冲突。他们均主张政治的自主性,两者都需要解决政治规范性如何从政治领域产生的问题。在场师生就威廉斯对现代性的理解、批判理论原则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分论坛六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德中研究员以“政治现实主义的韦伯进路”为题,对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梳理,并认为可以将政治现实主义归结为在理论上批评哲学上的“理性主义”与道德主义,认为应该超出这两个传统的藩篱,引入更为复杂的解释理解维度。
武汉大学陈晓旭副教授以“超越道德主义和现实主义:我们为什么要政治而不是纯暴力”为题,指出政治现实主义和政治道德主义之间的争论其实是对哲学本性的争论,认为元哲学之争决定了政治哲学的本质。她认为,无论是道德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其实都面对着来自主张战争或纯粹暴力者的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田洁老师以“我反对:政治认识论中的现实主义”为题,指出对于政治合法性的认识论承诺可以大体分为厚薄两种,而这两种对于政治合法性概念的讨论,都涵盖着一些认识论的承诺前提。她尝试考察社会知识论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即是否可以从同辈分歧的文献中寻找到对于政治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单薄型的公共理性的进一步理解。在场师生就对罗尔斯的回应、说理是否属于一种暴力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会议最后,刘训练教授和段德敏副教授分别代表主办方做了总结致辞,与会专家对未来开展相关学术活动、合作研究等议题也做发了发言和交流。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