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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近现代大国崛起研究引论（案例篇）

2020-10-02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近现代大国崛起研究引论（案例篇）

大国崛起是众多潜在大国的奋斗目标。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说到底是由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决定的。国家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家实力的消长，影响着大国崛起的成败和崛起后大国地位的得失。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过程，也是一个大国实现整体性现代化的过程。政治现代化是整体性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通过国家建设、民主建设、法治建设和治理制度建设，实现强有力的国家、负责任的国家、受约束的国家和包容性国家等四大目标，建立起四大目标均衡发展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可以推动经济社会现代化，增强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助推大国的崛起。国家治理现代化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国家治理现代化如若在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长期滞后或某一方面单兵突进过度发展,都有可能导致国家治理制度的蜕变,出现掠夺性国家、自大任性国家、分利性国家和汲取性国家等病症，任其发展则会阻滞经济增长，导致制度僵化、起义革命或战败投降等局面，从而导致现代化进程出现挫折和大国崛起进程中断等。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历史表明，国家治理现代化内部的均衡发展和政治现代化与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是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的前提，国家治理现代化竞赛的胜负是大国崛起竞赛制胜的关键。

文/何增科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  教授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近现代大国崛起：七个研究发现
公元1400年以来先后有9个世界性大国竞相崛起,出现了四波大国崛起的浪潮，有5个国家成功崛起为世界性大国，有4个国家在崛起过程中经历了几起几落，还有的国家崛起为世界性大国后又走向衰落被随后成功崛起的世界性大国所取代。进入21世纪以后,又出现了第五波大国崛起的浪潮,一些新兴大国为了成功崛起而奋发有为同时展开激烈竞争,21世纪大国崛起竞争中究竟哪个或哪些国家能够成功崛起? 研究大国崛起与衰落和被取代的历史，可以发现他们都与这些国家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得失在近代以来大国的兴衰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的国别案例研究有以下7个研究发现。
（1）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现代国家建设上先行一步，率先建立起相对集权的中央政府，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同时增强了经济治理制度的包容性，从而促进这两个国家在16世纪率先成为第一波崛起的世界性大国。
刘宏伟对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国崛起史有很好的研究。如他所述,1139年葡萄牙王国建立,随后经过多次内战和对外战争,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建立起来了,同时商人和知识分子也取得了与传统的统治阶层相抗衡的权力。葡萄牙王室从15世纪中叶开始颁发特许状给私人探险者，允许他们获得他们所发现的一切，对于私人来说冒险就可以发大财，王室也可以获得相应的收益。1497年7月8日，达·伽马经过将近10年的准备率领探险队伍出发，并于次年抵达印度西海岸，开辟了东方航线。从此之后，葡萄牙从探险走向开发，开始凭借海权垄断了与东方的贸易，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成功崛起为世界性大国。到16世纪中叶，葡萄牙海外帝国发展到鼎盛时期。西班牙紧随葡萄牙之后成为欧洲第一批开启现代国家建设进程的国家，结束了分裂割据状态实现了西班牙的光复，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地理大发现的主要部分是由西班牙完成的。哥伦布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的完成，都发现了大量的所谓无主地，西班牙人随后开始了殖民征服。西班牙帝国的崛起是建立在对殖民地的财富掠夺基础上的。西班牙在殖民征服和对外掠夺过程中崛起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直到1588年无敌舰队的覆灭，西班牙才最终走向衰落。
综上所述，从近代以来第一波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世界性大国的成长史可以发现，作为第一波成功崛起的大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的过程中，率先开启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为其大国崛起提供了政治优势，探险和占领活动的收益权向私人探险家和富商开放分享增强经济治理制度的包容性调动了这些冒险家的对外扩张追求财富的积极性，政府和私人力量的结合共同推动了世界性大国的崛起。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外掠夺型的大国崛起模式并未伴随以本国的社会经济现代化，因而其后劲不足。
（2）荷兰从16世纪中叶开始从西班牙统治下赢得独立并在欧洲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掌权的共和国,同时还建立了包容性的经济治理制度和宗教治理制度,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这些新进展和新优势推动了荷兰在17世纪成功崛起为世界性大国。
 如刘宏伟所述，1581年7月26日，尼德兰北部各省正式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而成立联省共和国，因荷兰省最大又称荷兰共和国。尼德兰革命的胜利具有双重意义，一重意义是荷兰共和国赢得国家独立，在国家建设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开始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现代民族国家；另一重意义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荷兰共和国。为了与西班牙和葡萄牙争夺海外资源和殖民地，荷兰工商业者筹集资本650万荷兰盾成立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后者成为荷兰与他国争夺海外资源和殖民地的利器。包容性的经济治理制度（股份制和金融业的发展）是荷兰成为世界商业霸主的一个重要因素；自由包容的文化和宗教治理制度促使各阶层各教派实现了团结与和解，并吸引了大批外国工商企业家来荷兰发展后者为荷兰带来了人才、技术和资金，这成为荷兰繁荣和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荷兰通过掌握制海权，暴力为依托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而在17世纪中期成功崛起为世界性大国。
由此可见，荷兰之所以能够战胜竞争对手，在17世纪成功崛起为世界性大国，主要原因在于，荷兰在国家建设、代议制民主建设和治理制度建设方面都领先于其竞争对手而拥有重要的优势，一个强有力的、负责任的和具有部分包容性的现代国家支撑和托举着荷兰在17世纪第二波大国崛起竞赛中的成功崛起。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主要依赖对外殖民扩张和暴力维系海外贸易的大国崛起模式,虽然在商业资产阶级掌权的情况下实现了商业和金融业的现代化,但却缺乏国内工业革命和工业现代化的支持而显得后劲不足。
（3）英国之所以能在18世纪以来第三波大国崛起竞赛中胜出成功崛起为世界性大国并保持了一个世纪之久,得益于英国在国家建设、法治建设和代议制民主建设等三个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从而在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建设方面享有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制度优势，同时又和英国建立起包容性的经济治理制度和文化治理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英国作为18世纪以来第三波大国崛起竞赛中胜出的大国，其大国崛起的模式中不仅包含了与先前成功崛起大国相同的要素如海权、殖民扩张和暴力的商业贸易，而且还包含了前两波崛起的大国所不具备的一大要素，这就是工业革命。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著名经济史专家道格拉斯∙诺斯指出了该国在光荣革命后所形成的政治法律制度框架通过良好界定私有产权包括知识产权提高了私人收益率并使之更接近社会收益率，从而鼓励了个体的技术发明和财富创造活动，从长远来看促进了技术变革和持续的经济增长。这就促使我们去研究英国的政治现代化及其在引发其经济现代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专制王权统治时期英国在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自立，创建了近代民族国家。从1640年代的清教革命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历经40多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终于结束了君主专制政体在英国的统治，完成了代议制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的两大基本任务，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英国在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制方面引领了世界潮流。
英国为什么会在1700年后取代荷兰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道格拉斯∙诺斯认为，这是因为1689年光荣革命后皇室把原来掌握了长达两个世纪的产权的控制权（主要表现为征税权和借贷权等）交给了由商人和有土地的中上阶层组成的代议制议会，后者的兴趣在于保护私有产权和竞争并终止各种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正是由于私人产权的建立和贸易与商业上的竞争降低了交易费用，市场规模的扩大导致更高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专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一套系统的激励机制提高了技术创新的私人收益率并使之接近社会收益率，这样一系列变化的叠加为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最终促成了工业革命在英国的率先发生和英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霍布斯鲍姆称之为“双元革命”）为英国从18世纪以后成功崛起为世界性大国铺平了道路。如周毅所述，“光荣革命”后英国结束了国内政治纷争，开始同欧洲大陆展开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到1763年，英国通过对外殖民扩张与战争，建立了以北美殖民地为中心的第一帝国，这个庞大的殖民帝国为英国提供了广阔的外部市场，庞大的市场需求刺激了英国国内工业的发展。1815年反法战争结束后，其竞争对手法国被彻底击败，在建立全球性殖民帝国道路上英国已无强有力的竞争对手。1783年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标志着第一帝国的终结。仅仅几十年后，一个更庞大的“日不落帝国”又被英国建立起来。英国依靠反法战争余威确立起海上霸主地位，牢牢控制了制海权，占领了那些拥有广阔市场的殖民地和对于维护海外贸易通道至关重要的殖民据点，与殖民地的经济关系上完成了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的过渡。此时英国的殖民地遍及全球，第二帝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帝国。海上霸权和工业霸权共同助推英国成功崛起为世界性大国并保持世界霸主一个世纪之久，这是它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一系列的制度领先所造成的结果。
（4）美国之所以能在20世纪成功崛起为世界性大国乃至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与美国18世纪下旬独立以来到20世纪初在国家建设、法治建设、民主建设和治理制度建设四个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建立了现代国家治理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诸方面的相对均衡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美国从潜在大国成长为现实的大国。
从1789年正式立国算起美国仅有200多年的历史，但却仅用100多年的时间就崛起为世界性大国并长期保持这一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美国的崛起史值得好好研究。詹家峰对美国的崛起史（从建国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进行了很好的研究。他总结了这段时期美国崛起的成功经验。首要的经验是美国通过独立战争建立了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赢得了主权独立，通过第二次美英战争摆脱了经济上对英国的依赖，美国内战维护了国家主权的完整和领土的统一。这是美国崛起的政治前提。第二条经验是用国家法律保护发明创造和专利权，成立了国家专利局，鼓励技术发明保障知识产权，激发了技术革命。第三条经验是制定成文宪法，确立了总统制，国家主权从州政府转移到联邦政府同时保留各州的自治权利，依法界定了个人和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各自的权利和责任。
钱乘旦对美国崛起的研究则从建国持续到21世纪初，视野更为宏阔。他将美国的发展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立国和初步发展，从1776年建国到19世纪末基本上属于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美国通过独立战争完成了建国，通过西进运动和南北战争巩固了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美国非常好的机会，在战争中美国发了财，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但这一时期美国由于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美国就其国际影响力来说并未成为世界性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给美国提供了走上世界舞台的机会。二战后，原来把持国际事务的西欧国家衰落了，美国成为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头号军事强国，美国成为两个世界超级大国之一并在美苏对峙中保持明显的优势。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从两强之一变为现在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钱乘旦在总结美国等国富强经验基础上总结的成功经验包括：首先要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形成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国家的发展；其次，近代以来大国的崛起需要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上形成强大的整体国家实力；第三，坚持对外开放，善于汲取别国的经验和优点；第四，富有创新意识，敢于创新；第五，果断决策，抓住重大历史机遇。
任东来从大国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传统的角度总结了美国的富强之路。其研究结论是，市场经济，法治下的民主，和平的国内外环境既是个人自由和尊严最好的保障同时也是大国崛起的思想和制度前提。道格拉斯∙诺斯分析了1789年以来美国经济的结构与变迁，解释了这一时期美国成长为头号世界经济大国的原因。他指出联邦制、分权制衡体制、促进长期合约达成的基本政治-法律结构促进了这一时期资本市场的创立和长期的经济增长。在其整个历史中，这个基本制度矩阵没有发生改变。阿西莫格鲁从包容性制度角度分析了美国崛起的原因。他指出到18世纪晚期美国已经形成了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成为工业化和技术变革的先驱实现了对英国的快速赶超。他进而分析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美国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艾米∙蔡则从宗教、移民、权利平等化等方面分析了包容性制度和政策在促进美国崛起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她指出，美国强大实力的主要秘密在于它的人力资源。相对宽容是美国一直以来都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具有的优势，美国因此吸引了众多移民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典型的移民国家。
作为第四波大国崛起竞赛中成功崛起并长期保持世界性大国地位的国家，美国的大国崛起模式与前三波崛起国家相比除了掌握制海权、殖民扩张、暴力的商业贸易、工业革命（第三波的英国才具备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个）这些共同要素以外还多了技术创新和软实力这样两个新的要素，而且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战后的信息技术革命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建国后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四大目标即强有力的国家、受约束的国家、负责任的国家和包容性国家方面都先后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建立了比较均衡完整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当然，如今的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要保持其超级大国地位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分利集团出于维护既得利益考虑阻挠医疗改革等急需的改革导致已有不合理制度的固化；民粹主义政治支配下出台的偏狭的法律政策对包容性国家的侵蚀；维持超级大国地位而担负过多的国际责任和过大的军事开支挤占经济发展的资源；新兴大国的快速追赶等。能否妥善应对这些挑战关乎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的未来命运。
（5）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功崛起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但在1991年又迅速解体,其崛起和衰落都与其自身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畸形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强有力的国家和汲取性国家二者的紧密结合既造就了苏联的崛起又最终导致苏联的崩溃。
刘东哲对苏联崛起和衰落的历史进行了很好的概述。如他所述，1917年10月革命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就此诞生。斯大林接任苏联领导人职务后，建立一个了高度集权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军事组织的领导者，成为和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相抗衡的一个超级大国。1970年代中期，苏联达到历史上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最强的时期，苏联工业直到这个时期仍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军事科技水平继续保持国际领先水平，并成为与美国实力接近的超级大国。但从7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直至陷入停滞状态。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先尝试实行“加速战略”试图推动经济加速发展但效果有限，随后转向“民主化”、“公开性”的政治改革，结果造成社会政治混乱，局势逐渐失控。1990年戈尔巴乔夫宣布放弃苏共领导核心地位实行多党制，苏联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日渐发展，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联盟总统叶利钦牵头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苏联开始解体。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苏联正式宣告灭亡。
阿西莫格鲁从汲取性制度的角度分析了苏联快速增长和随后陷入停滞的原因。他指出，苏联在汲取性制度下也能够产生快速增长，是因为苏共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并运用其向工业配置资源，得到大量资源的少数几个领域大力发展创新取得了技术进步。但是这个经验不体现技术变革的作用，也不可持续。这种模式下的增长非常迅速，但注定是短暂的，因为它缺乏对生产者真正有效的激励，缺乏技术变革及其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
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角度分析苏联作为一个大国崛起和崩溃的原因，可以看出，强有力的国家和汲取性国家的结合造就了苏联这样一个超级大国,而民主和法治建设的滞后导致权力的任性自大和高干特权阶层的形成,汲取性国家固有的局限性导致经济社会活力的逐渐枯竭,苏联最终在党群干群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大爆发中归于灭亡。
（6）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之所以在成功崛起为世界性大国后又都先后衰落下去，与这些国家在此期间国家治理现代化停滞不前甚至发生倒退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进反退导致先前的政治优势的丧失并被后来者“赶超”而出现相对或绝对衰落。
葡萄牙在16世纪上半叶海外帝国大发展时期，其经济治理制度和对外治理制度的汲取性特征日益明显。在汲取性的经济制度下，由于缺乏生产性激励，繁荣建立在香料贸易的高额利润基础上，香料价格下跌，经济随之衰落。葡萄牙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依靠控制制海权、殖民扩张和暴力的商业贸易而实现大国崛起的，成功崛起后国家治理制度仍停留在君主专制制度阶段未能进一步向前发展。1580年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二世通过武力打败葡萄牙国内王位竞争者而被选为葡萄牙国王，葡萄牙不复存在，葡萄牙的殖民体系也日趋瓦解。当葡萄牙在1640年摆脱西班牙统治时，它的东方殖民帝国已经全面瓦解。到18世纪初，葡萄牙已经不是一个世界性大国了。
1588年无敌舰队的覆灭标志着西班牙帝国的衰落,1598年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二世的去世标志着西班牙黄金时代的终结。西班牙帝国的衰落是西班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方面长期停滞不前，君主专制国家蜕变为掠夺性国家、自大任性国家和汲取性国家的结果。朱孝远对此曾有过精彩的分析。西班牙是靠对殖民地财富的野蛮掠夺而变得富强的。在整个16世纪和17世纪上半叶，西班牙一直处于对外战争状态，长达140年的战争造成巨额的战争费用，为了获得对外争霸战争的胜利而把全部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战争，导致国库空虚、民生凋敝。一旦战争失败，哈布斯堡家族王朝就会分崩离析。到1640年菲力的智障儿子卡洛斯二世统治期间，西班牙已经沦为欧洲的二流国家。到18世纪，西班牙和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强国相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全面落伍了。
荷兰由盛而衰的转变也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迟滞有着密切的关系。缺乏必要的中央集权和充足的财政资源，导致荷兰的国家机器特别是支撑其世界大国地位的海军日益萎缩。面对英国挑战荷兰海上霸权的行为，荷兰和英国曾先后三次发生战争，随后又卷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频繁的战争耗光了荷兰的财富，来自英法的竞争又使情况雪上加霜。到1785年，荷兰已经无法为新增的公共债务支付利息。1795年荷兰最后一位执政威廉五世逃往英国。随后荷兰被作为法国附庸的巴达维亚共和国所代替，一个世界性大国荷兰就此坠落了。
1870年后，英国工业独霸全球的地位就开始丧失，美国和德国正在迎头赶上。但进入工业化以后的英国沉迷于世界霸主地位的自豪感，盲目相信自身制度的优越性，国家治理制度变革日趋保守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步伐放缓,与竞争对手相比其制度优势逐渐丧失。轻视工商业、崇尚贵族生活的文化传统导致企业家创业的激励机制不足和企业家精神的丧失。英国第一代企业家创业后的奋斗目标是把子孙培养成贵族，几代人之后创业激情消失企业家精神丧失。1865年到1914年英国投资中有70%资金投向国外，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成为获利源泉，国内生产投资和技术创新严重不足，庞大的食利阶层开始形成，他们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严重缺乏。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社会治理制度包容性也严重缺失。文化特别是教育治理制度方面英国也明显落后了。从18世纪中期以来，美国和德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新中心，第二次工业革命也率先在美国和德国开始，而英国在新兴产业的研发方面也落后于美国和德国。当美国和德国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已经迎头赶上时，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开始对国家治理制度进行调整，但为时已晚，雄风不再。
（7）法、德、日、俄等国大国崛起之路上的屡次起落反复，都与这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进步与倒退交替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步推动着大国的崛起，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倒退则导致大国崛起进程的中断。
法国在大国崛起道路上曾经历了三次起落, 在波旁王朝统治时期经历了第一次崛起与衰落，在拿破仑帝国时期经历了第二次崛起与衰落，在路易∙波拿巴统治时期经历了第三次崛起与衰落，这些起落反复与自身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步与倒退密切相关。革命与王朝复辟，共和与帝制的反复交替，导致法国出现近百年的政治动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曲折反复，导致法国在与英国的大国崛起竞赛中最终落败。但值得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1958年法国第五共和国建立后,法国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半总统制,吸收总统制的优长强化了国家的能力,同时采纳了议会制和法治机制强化了对国家的约束和问责,并通过“法德共治”在实现欧洲一体化方面发挥了火车头作用,法国与德国一道成为二战后欧洲名副其实的“大国”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影响。
德国是19世纪才开始现代化进程的，1871年才实现国家统一，但德国仅用了一个世纪就完成了现代化并实现了大国崛起，崛起后的德国又先后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并因战败而中断了崛起进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畸形发展是德国在大国崛起道路上两次起落的重要原因。德国大国崛起的曲折反复表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均衡发展是现代化事业取得成功和大国崛起的关键因素。后发现代化国家固然需要强有力的国家的引导和官民合作来实现追赶的目标，但如果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长期滞后于经济现代化，强有力的国家则很可能因为缺少民主的责任制和法治与分权制衡机制的约束而蜕变为自大任性国家和扩张掠夺性国家，这样的国家政权不仅会给本国人民带来浩劫，同时也会让世界其他国家人民蒙受灾难，大国崛起的进程也会因这种国家的统治者对内或对外所犯的无可挽回的“颠覆性错误”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而意外中断。
日本大国崛起的起落对上述观点提供了又一个鲜明的例证。日本的现代化和大国崛起的变革压力来自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外部压力，变革是由改革派官僚自上而下推动的，国家政权在变革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通过国家建设建立一个愿意推动变革的强有力的国家是日本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实现现代化和大国崛起的首要任务。随着日本军事实力的日益增强，日本政府也开始了侵略扩张的强国之路。1929年开始，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由于军部权力过大难以受到议会和内阁制约，资产阶级政党保守软弱，日本逐渐从内阁和军部并存转变为军部独裁内阁背书，“军财抱合”通过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以解决国内经济社会危机。1945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日本帝国的大国崛起之路因战败投降而嘎然中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造，主导通过了和平宪法，日本通过外来占领军的改造而补齐了民主和法治的短板，建立了现代国家治理体制。随后日本政府实行政府主导官民合作的模式推进战后经济社会发展，日本再次实现经济起飞，和平宪法、和平红利为日本的经济起飞作出了重要贡献，日本也补齐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这个短板，国内社会相对比较和谐。
沙皇时期的俄国经历了一次历时数世纪的现代化和大国崛起过程,这次崛起过程在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中落下了帷幕。沙皇时期的俄国经历了多次国家建设和治理制度改革，国内危机或对外战争失败触发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强有力的国家和汲取性国家的结合既促进了俄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又成为引发社会危机的触媒。高度自主的国家又蜕变为扩张掠夺性国家，对外扩张掠夺战争给俄国带来土地和财富的同时又四面树敌并加深了国内危机最终导致革命，经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两次革命的冲击，沙皇专制政权在革命者的炮声中轰然倒塌，沙皇俄国的大国崛起进程就此终止了。
 
对近代以来9个世界性大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大国崛起的历史研究发现证实了我们的前述理论假设。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近现代大国崛起的引擎和发动机。四波大国崛起竞赛中最终胜出的国家都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竞争中获得领先优势的国家，而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出现停滞和倒退的国家往往又被其他国家所超越而走向相对或绝对衰落。
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四个方面有着一定的顺序。现代国家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起点和基础。国家建设早期阶段任务是克服地方割据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或摆脱对外依附状态赢得国家主权独立，统一税制和关税，减少关卡，从而为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提供统一的民族国家市场。治理制度建设往往随之而来，通过先后实行利益分享政策、重商主义政策，自由放任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等，使私人企业家参与经济活动，鼓励他们创造财富，增强经济治理制度包容性，促进了工商业发展。法治建设方面从人治逐步转向法治，通过分权制衡机制和独立的司法系统防止当权者滥用权力没收私有财产或通过重税盘剥或腐败手段掠夺私有财产，保护私有产权、知识产权、经济自由，为私人企业家从事财富创造活动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建立代议制民主机构，工商企业家阶层代表率先进入并掌控代议制机构使之代表工商企业家利益并向他们负责任，防止国家政权自主性的恶性膨胀而变成自大任性的国家或掠夺性国家。近代早期成功崛起的国家往往遵循这一顺序。
但随着后发国家加入崛起竞争的行列和工业化后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入新的阶段，呈现出新的特征。为了建设强有力的国家，通过军事改革、财政改革、文官制度改革、司法改革等，提高行政效率，促进政府廉洁，提高文官和军人职业化水平和能力成为国家建设后期阶段新的任务。强有力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他们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和动员资源发展特定产业或部门，推动经济增长和解决社会问题。成功崛起的大国的民主建设开始出现新的动向，这就是废除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工人阶级和农民先后获得选举权，建立了普选制，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开始参加议会活动并取得发言权和影响力。民主的深化扩大了政治制度的包容性，国家政权开始代表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并向他们负责任，统治者与民众之间通过自由的政治竞争机制而有了更多的共容性利益。法治也在代议制机关和独立的司法机关成功地抵制总统扩张行政权的冲击后而得到巩固。与此同时，包容性治理制度开始向社会治理领域延伸，建立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促进权利平等减少社会排斥和歧视，成为社会治理制度改革的重点任务，从而进一步增强了社会治理制度的包容性，化解了工业化和城市后出现的社会危机。国家治理现代化四大目标的均衡发展和政治现代化与经济社会现代化协调发展成为第四波大国崛起竞赛中的制胜法宝。
而在此同时，有的后发大国则试图走捷径，通过将强有力的国家与汲取性国家结合起来，快速地和强制性地推进工业化。由于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滞后，强有力的国家缺乏法治和分权制衡机制的约束，自主性的国家失去了代表民众利益并向民众负责的方向感，工业化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政策缺失的双重叠加导致国内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发动侵略扩张争霸战争成为一些大国的统治者、军方和财阀满足争当地区或世界霸主欲望、掠夺土地和财富和转嫁国内矛盾的不二选择。这些大国在崛起的道路上误入歧途，最后因战败或国内革命爆发而导致政权崩溃，现代化遇挫，大国崛起进程中断。这些国家往往在战败后被外来占领当局进行民主化改造或由革命者通过民主革命或革命后的民主改革，补齐民主和法治的短板，随后其现代化事业和大国崛起进程才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结语

大国崛起是众多潜在大国的奋斗目标。大国崛起遵循着国家兴衰特别是大国兴衰的一般规律。近代以来大国崛起道路不是一成不变的。近代早期成功崛起的大国，往往是通过对外扩张，建立殖民帝国，掠夺财富剥削殖民地，来增强国家实力实现大国崛起。后来的追赶者如荷兰和英国要实现崛起和超越，就需要苦练内功，通过商业革命或工业革命，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这样才能在争霸中后来居上取得优势地位。而对于那些获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如美国等国来说，更需要通过练好内功，依靠内部长期经济增长和成为世界科技创新中心，获得经济军事实力领先优势，这样才能赶上并超过现有的世界性大国并取而代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和独立成为世界潮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先后赢得国家独立，依靠侵略扩张建立殖民帝国实现大国崛起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国际贸易成为大国崛起唯一合理的选择路径。
国家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家实力的消长，影响着大国崛起的成败和崛起后大国地位的得失。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过程，也是一个大国实现整体性现代化的过程。政治现代化是整体性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通过国家建设、民主建设、法治建设和治理制度建设，实现强有力的国家、负责任的国家、受约束的国家和包容性国家这四大目标，建立起四大目标均衡发展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纵览那些成功崛起后又先后衰落的国家，无不与这些国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方面出现了停滞乃至倒退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停滞和倒退导致这些国家先后蜕变为掠夺性国家、自大任性国家、汲取性国家或分利性国家而逐步衰落，在大国崛起竞赛中逐渐被其他国家所超越。
进入21世纪后，新一轮大国崛起竞赛悄然展开。超级大国美国试图保持自身世界领导国地位，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试图再次成为世界性大国，新兴大国后来居上追赶势头强劲。核武器的出现和全球化的时代使得选择侵略扩张争霸战争的途径实现大国崛起缺乏可行性。历史启迪我们，在21世纪这轮新的大国崛起竞赛中，国家治理现代化竞赛的胜负成为制胜的关键！

 

 

       本文原载于《复旦政治学评论》2018年第1期。为方便阅读，将全文分成”理论篇“和”案例篇“分别发布，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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