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学员的入学、分流与就业

2020-10-22  

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学员的入学、分流与就业

仕学馆是1902年张百熙重建京师大学堂时奏准开办的两大速成科之一，以在职官员为教育对象，12月17日开学，1906年毕业后不再招生。该馆通过考取、师范馆拨入、译学馆拨入等渠道，共招收80名正式学员及若干听讲员，最终参加毕业考试者34名。

毕业学员为各衙门争相罗致，主要就业方向一是丙午改制前后成立的各新设机构或诸如大清银行等新兴事业部门，一是各地法政学堂；民国成立后学员任职主要向法律界集中，其余学员或继续清末事业，或选择了退隐。

由仕学馆招生、毕业、任职情况可以看出，该馆政治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作为清末开官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为清末新政与民初法政建设提供了部分生力军。其辛亥前后任职路径的延续与断裂见证了清末民初社会转型的宏大脉络。

文/徐保安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

 入学方式

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大学堂开学一年后，师范馆学员黄艺锡（润书）、张耀曾（镕西）赴日游学前夕，曾辑录一册《京师大学堂同学录》（下文简称《同学录》），收录大学堂仕学、师范二馆同学名字共计273名。其中仕学馆学员78名。《同学录》将此78 名学员入学方式分为三种：考取61人，译学馆拨入14人，听讲员3人。但此名单并非仕学馆最终名单，相关学员信息也并非完全准确。

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仕学馆的入学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考取入学、师范馆拨入、译学馆拨入及听讲员。另外还有数位疑似甲辰（1904）年入馆的学员入学方式不太明确。

（一）考取入学

在张百熙的设计里，“凡京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以及外官候选暨因事留京者，道员以下，教职以上，皆准应考”仕学馆。1902年8月，《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颁布，其中《速成仕学馆考选入学章程》（下文简称《考选章程》）规定了详细的招考办法。京官愿考者由各部院堂官咨送来馆听候考试，未录取者由大学堂咨回原衙门；外官候选留京者取具同乡官员印结报名考试。考取学员定额100名，各部院人员原有差使者需开去差使住馆肄业，候选人员毕业之前如遇选期应暂行扣选。

10月14日，京师大学堂组织招生考试，仕学馆报考者165人。14日头场考史学、政治策、算学策。16日试二场，考交涉策、舆地策、物理策与外国文论。考全分者为满格，得十分之六者为及格，一二门分数为零者为不及格，不及格者不录取。考虑实际情况，“外国文一门不作者听”。各门考试皆出两题，一深一浅，“深者以待成材，浅者以试初学”。录取后按深浅程度分班学习，外文未学者可不做；史学、舆地、算学、物理、化学等科目“只须笔答数语，举一反三毋取求备，十事对九以待通才”，办学之初录取可以从宽。考试内容呼应了1901年倡导的科举考试改革，突出了中国政治史事论及各国政治艺学策在人才选拔中的地位，但录取门槛并不算高。

1902年仕学馆开学之初，真正到馆学习者共55名。55名学员显然与100名定额有差距。此主要是由于学风未炽，官员报考并不踊跃所致。仕学、师范二馆招生定额均为100名，仕学馆两次报考人数仅285人，而同期师范馆报考人数却有652人。可见当时未得官之举贡生监报考大学堂较为积极，“已入仕途”者大多持观望犹疑态度，在并不能确定入馆是否对仕途有利的情况下，对报名投考颇有踌躇，“恐难以取入，反致声名之累，是以裹足不前”。

（二）师范馆拨入

《同学录》中，杨肇培为仕学馆员，且为考取而来。查仕学馆两次招考录取名单，并无其人，而查核“京师大学堂考取仕学师范生榜”，知杨为师范馆学员。关于师范转入仕学问题，《大公报》提供了另外一些线索。1903年2月22日《大公报》载，师范生王泽□、常旭春声明捐案请拨入仕学馆学习，3月8日又载，师范生贵恒注册候选直隶州州判要求拨入仕学。说明当时确有师范馆员通过捐纳得官后，要求进入仕学馆学习的情况。对于此种申请，管学大臣担心若“此端一开，恐滋为学无恒之弊，徒形胶扰，无益课程”。遂于3月19日发出告示：“此后勿得再行呈请，自干驳斥。”至此，师范改归仕学一事被强行截断。

（三）译学馆拨入

1902年1月11日，即饬办京师大学堂旨下一天后，清廷又谕令京师同文馆毋庸隶属外务部，归入大学堂一并由张百熙认真办理。同文馆遂改名为译学馆成为大学堂之一部。此时同文馆经义和团冲击，学生已星散。译学馆学生只能重新招收。1903年初《拟定大学堂译学馆章程》规定，该馆学生由大学堂所设速成科及很快将设之进士馆中，“择其略通外国文者，调取入馆”，以120人为额。按此章程，译学馆生源是由原大学堂速成科、进士馆中调取而来，不由考取。但调取人数不多，学员“尚属不敷，自应续行招考”，大学堂遂于光绪二十九年三四月间咨行各处招考学员。

事实上，大学堂此次招考是为仕学、师范、译学三馆进行的统一考试。考试于大学堂暑假后开学（1903年8月20日）不久，8月23日进行，报考600余人。复试录取127名，“分别拨入仕学、师范、译学等馆肄业”。10月27日，所取学生入馆报到，28日分馆，“其间曾习洋文年稍轻者归译学馆，余尽归仕学师范两馆，再就仕学师范两馆学生有长于洋文愿归入译学馆者听其自便”。

（四）听讲员

仕学馆除正式学员以外，还有“听讲员”。《钦定大学堂章程》中并未提及听讲员问题，只是提到“京外人员欲向馆中考求政理公法理财刑律诸事”，可以到馆考询或“书函问事”，并未有附学听讲之法。但大学堂开学不久曾向各衙门提出，“所有未经报考及考而未录各员，如有情殷向学者，准其呈请各衙门咨送到堂分班听讲”。户部据此咨送候补主事万秉鉴入大学堂听讲。1903年初，大学堂颁布“听讲员条规”，规定听讲员由各衙门咨送或由管学大臣特许方可入学听讲。仿日本选科之法，于仕学馆各科中择取一二学科听讲，多选亦不限。听讲员与正式学员不同，在馆用膳须交纳膳资，同时不得在馆住宿。听讲员发给讲义一份，不得无故旷课。“以卒业为期，不宜中途辍业”，若确有缘故，须永远告退，由管学大臣咨回原衙门。需注意的是，这里的听讲员是专指在“仕学馆”听讲,由各衙门咨送而来。根据该馆办学性质，来听讲者亦应属于“有职人员”。

（五）疑似入学方式不明确的甲辰新班学员

除上述学员外，资料中还可见到几位入学方式不太明确的学员。1906年仕学馆毕业考生34人，其中有四位未见于《同学录》，即梁载熊、徐焕、郑思曾、王秉权。其中徐焕是否是前述听讲员徐焕也无法确证，查《听讲员条规》确有规定听讲员要以“卒业为期”，但并无明文规定是否要参加毕业考试，且听讲员只选一二科学习，势也无法与其他学员一起与试。徐焕以外的其他听讲员也未有参加毕业考试者。这就有两种情况，一是参加毕业考试之徐焕与听讲员徐焕不是同一人；二是听讲员徐焕如前文连捷一样通过“听讲班拔补”等方式成为正式学员。

或可以推测，仕学馆还有一个甲辰年招收的新班，人数不多，入学路径也不太明确。根据《京师仕学馆毕业考试章程》，仕学馆学员毕业前确“有听讲班拔补及译学馆陆续拨送”者，此五人是否循此路径进入仕学馆尚无法确证。我们能掌握的是，梁载熊、徐焕、郑思曾、王秉权、郑培等人，不同于上述四种入学路径，很可能是仕学馆甲辰班学员，最后通过一定途径补足了六学期课程，除郑培以外，其余四人与其他班次同学一起参加了毕业考试。 

至此，可对《同学录》仕学馆学员名单作一调整如下。

由上表可知，五品京官、四品外官占比极少，学员以各部主事、各地候选知县、县丞为主。具有科举身份者35人，进士仅有2人，其余皆为举贡得官或“异途”入仕。在清末官场生态中，这些出身并无太多优势的基层官吏，前程一般并不被看好。且不说候补候选者往往“终生不能补官”，即得缺实授也不过“闲官冷缺”，底层官员“薄俸终老者，不知凡几”。这或许也是其进入新式学堂读书的动力之一。

 

 分流途径

为“培植官才，早资效用”，仕学馆学员“必年满卒业方可出堂就官，其未经卒业人员非有事故概不得辍业半途托辞他适”。各部院官员入学后须将差事卸去，以“免顾此失彼”；候选人员若毕业前又届选期，大学堂有权“咨照吏部暂行扣选”。

大学堂开学之初，管理较严。如前节所提杨肇培、靳志癸卯殿试授职工部主事后，大学堂专门行文请求工部暂停委派二人差使，“以便责令专心向学”。但仕学馆最终未能控制住学员流失问题。

      参照其他资料，本文认为仕学馆学员的分流有如下几个途径：考取而未入堂肄业；拨入译学馆；已派遣出洋；获职得差；因个人事业离馆以及其他途径。

（一）考取而未入堂肄业

包发鹤、王庆珍、王桐、方燕庚、林炳华五人均为考取而未入学。不过，包发鹤、王庆珍、王桐考试后即与大学堂联系不大，也很少以大学堂学员身份活动，而方燕庚与林炳华却曾以此身份谋取进阶。 

（二）拨入译学馆

1903年仕学馆员靳志、程经邦拨入译学馆学习。在《同学录》中，靳志被标识为因事他适，程经邦被标识为被派出洋，闭口不提转馆一事。这说明同学录编辑者并不认为两人转入译学馆后即不再同学，仍以同馆视之。 

（三）派遣出洋

1903年10月，正教习服部宇之吉向荣、张两管学大臣建议，于速成科学生中挑选志行纯正精于东西文者派赴东西各国留学。管学同意，与张之洞商议后，拟于乡试后考取选派。经过考选，大学堂共派出47人，其中仕学馆7人。仕学七人游学以法律为主，黄德章、余棨昌学私法，分别偏重于民法与商法；曾仪进学交涉学（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朱献文习刑法；屠振鹏读公法；范熙壬攻统计学；惟史锡绰学习理科“应用化学”。最终赴日七名学员基本完成了自己学期，归国后就职以法律工作为主。 

（四）获职得差

清末新政改革日益深化，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商部的成立无疑是当时政治体制的重大调整。商部司员不由吏部分发，而是仿照外务部考取章京之例，选取司员“皆凭考试”。这为包括仕学馆在内的新式学堂学生提供了入仕捷径。前文已及，仕学员报考商部者6人，最后录取4名。 

（五）因个人事业离馆

1903年大学堂暑假期间，欧阳弁元赴日考察，回国不久创办了北京西城私立高等小学校。因小学堂校务繁忙，欧阳无法坚持大学堂学业，呈请改为听讲员。 

（六）其他途径

贵州遵义县学员卢夔飏，毕业前回乡时死于途中。另外，尚有18人未参加毕业考试，离馆原因不明。

学部将各学员六学期成绩平均计算，80分以上者为最优等，仅朱麟藻一人；60分以上为优等，计有29名；40分以上为中等，计有4名。此34名中，仕学馆壬寅冬考取入学者20名，师范馆拨入1名，译学馆拨入者9名，甲辰新班4名。

 

 毕业保奖

       经多渠道流失后，最终留在仕学馆参加毕业考试者34人。   “壬寅学制”并未明确规定仕学馆的奖励问题，其“学生出身”章仅有基本原则：仕学馆毕业后“择优保奖，予以应升之阶，或给虚衔加级，或咨送京外各局所当差，统俟临时量才酌议”。“癸卯学制”专章介绍“仕学馆毕业奖励”，称仕学员均系有职人员，在馆三年“不过略涉藩篱”，奖励不能与“积年陶镕”而来的高等学堂一律，同时也不能与“奉旨录用”的进士馆进士相比，只能比中学堂稍优。毕业考试分为四等：最优等、优等、中等与下等。前三等予以奖励并发给毕业凭照。最优等各就原官优保升阶，并保送引见候旨录用；无举人身份者给以副榜出身。考列优等者就原官保奖升阶，分别京外分省分部尽先前补用，自愿候选者尽先前选用；无举人身份者给以副榜出身。考列中等者，各就原官分别保奖尽先补用选用班次。 

 

 就业任职

仕学馆员入学前皆“已入仕途之人”，所学课程“舍工艺而趋重政法”，但对“普通各学亦宜略习大概”。仕学三年最初确定11门功课：算学、博物、物理、外国文、舆地、史学、掌故、理财学、交涉学、法律学、政治学，后又增加体操、警务、交通等科目。从课程时刻表来看，理财、交涉、法律、政治及与交涉相关的外国文占课时最多，基本体现了“重政法”的思想。

（一）争相罗致

仕学馆毕业之时，正值清政府酝酿立宪改革、宣布“仿行宪政”之年，国家急需政治法律人才。课业“重政法”的仕学馆学员，至少表面看来，相较于传统官员更能适应新政需要。果不其然，仕学馆员毕业前后，各部门争相罗致。《大公报》上述报道之后，又不断披露各部争相奏调仕学馆员的信息，不乏一人多调情况。最著名的是巡警部与户部的争执。这种对学员的争相罗致一方面说明新政人才的缺乏，另一方面也说明仕学馆的教育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认可。

（二）清末主要就业方向

总起来看，仕学馆毕业学员的就业方向主要有二。一是丙午改制前后成立的各新设机构或诸如大清银行等新兴事业部门，一是各地法政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六日（1906年11月2日），编纂官制大臣将厘定中央各衙门官制清单进呈，11月6日，正式宣谕官制改革。但在此前，中央六部体制即早已被打破，外务部、商部、巡警部、学部先后设立，其余各部也在整理部务，酝酿改制。新设各部与原六部衙门最大的不同在于官员的专一性与职业性特点，所谓“人有专事，事有专司”、“责有专归，官无滥设”，故而所用之人多以专业标准为去取，不由吏部分发。所谓“自商部兴，别为一种风气，所用之人吏部不敢过问，所筹之款户部不得与知”。此语本意是为了批评奕劻、载振父子破坏祖法变乱国制，但也证明了新设部门在选官制度上确有突破这一事实。作为有传统官员身份，又接受三年法政教育的仕学馆学员成为各部首选。

仕学馆毕业学员 34 人，先后在新设部门或新兴事业领域任职者有 22 人， 占毕业学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强。

 

充任各地法政学堂监督或教习也是仕学馆学员重要的就业方向。为预备立宪的需要，各地急需法政人员，为培养旧式官员的法政素养，各地课吏馆（仕学馆）改建为法政学堂。以学习法政知识为主的仕学馆学员成为填补法政教员空缺的最佳选择，所谓仕学馆员在馆“肄业有年，于法政必多心得”。统计下来，先后在法政学堂任职的毕业学员共有12位。

（三）民初任职的延续与断裂

清末民国鼎革之际，形势变化甚大。民国肇建，仕学馆员就业路径总体呈现出延续与断裂的特征。

仕学馆员职务上的延续源于清末民初政府职能演变的持续性。清末新政以来，国家职能一直呈现出由“小政府”到“大政府”的演变趋势，政府职能从单一走向多元，这就需要专业化政府人员的大批出现。部分仕学馆员正是适应了这一变化，遂在一些延续了清末政府职能的若干部门中继续职业生涯。这也与民初政府兼容新旧及以专业去取官员的倾向有关。

相对于职务延续而言，仕学馆员进入民国后的职业生涯呈现出的更明显特征则为断裂。这种断裂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原本并不在法律界工作的馆员开始向法律界集中，另一种是部分馆员有意与政坛保持了或远或近的距离，甚至以遗老自居。

清末新政后期，宪政法治思想不断抬头，仕学馆以法政课吏作为主要教育目标，部分学员于清末即出任司法官。进入民国，一些原并不从事法律事务的馆员也开始往法律界集中，或为司法官，或为司法机构书记官、行政官员，或为律师。共计17位仕学馆毕业学员进入民国后从事过与法律相关的工作，占所有毕业学员的二分之一，亦可见仕学馆培养法政人才的目的一定程度上在民初得以实现。

统计毕业与未参加毕业考试的仕学馆员，民国建立后从事法律工作者至少27人，占全部正式学员80人的三分之一强。这种扎堆就职于法律界的现象并非偶然而成。民国肇兴，至少在形式上坚持了行政与司法的分离，推崇法治成为社会潮流，司法界扩充势在必行。然而这一趋势很快遭到法律人才匮乏现实的无情掴击，旧式刑官对于新式司法很难快速适应，因此仕学馆员在此轮职业竞争中颇具优势。当传统仕进路径被截断后，这些以接受过正规法政教育的京师大学堂首批毕业生为标签的人士，很快在法界找到了就业机会。

辛亥革命后，还有部分馆员有意与政坛保持了距离，或教书糊口，或卖画为生，甚至公开以遗老自居。

还有一些学员虽并未完全脱离政界，但重心在服务于地方社会文教事业，或出于帮忙目的解决地方难题。

 

 结论

京师仕学馆自1902年12月17日正式开学，至1906年8月6日毕业，共存在了三年零七个月，先后招收80名正式学员与若干名听讲员，参加毕业考试者34名。

从仕学馆招生、毕业、任职情况可以看出该馆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的基本脉络。其成立之初并不为多数官员所看好，1902年虽有广泛动员、两次招考、补覆补录等举措，初开学时也仅有55人。到1903年通过译学馆考录新生时，译学馆拨入仕学14名，仕学拨出译学仅有2名，这至少证明，在部分学员心目中，仕学馆地位高出了由同文馆改设而来的译学馆。同年，大量听讲员集中呈请入馆听讲似也可证明仕学馆影响的扩大。

这种影响到1904年已通过文学作品向社会辐射。再到1905年，仕学馆已成为官员培养机构的参考样板。

京师仕学馆是清末开官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时进士馆、各地课吏馆以及各部司员学馆等，一起构成了清末官员学堂培养体系。就清末政府言，仕学馆的努力为新政改革提供了一批生力军，丙午改制前后各新设部门职员，以及各地法政学堂管理与教习的聘用，仕学馆学员无疑成了重要的可供选择的对象群体。这些学员的群体努力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政进程。

对于仕学馆毕业学员普升一级并快速得差、补缺这一现象，在传统人士看来，则是名器趋于低贱的具体表现。前文述及警部与户部争调仕学馆毕业学员时，户部本有候补人员数百，却仍与警部争抢数名仕学毕业生。这诚然可以证明仕学馆员得到了认可，但也不难体察原按部就班、候补待缺人员的不满之意，他们面对“插队”者，内心愤懑可想而知。如上言论从晚清统治角度看，可谓警世之言；从社会道德发展角度看，亦可谓合乎符节，清末民初社会风气的败坏不能说与此毫无关系。然而，这种乱象却是旧秩序趋于崩溃、新秩序逐步建立这一漫长过程的起点。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发展大势如此，无可挡也。

 

       本文原载于《北大政治学评论》第06辑。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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