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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6
欧洲早期民族国家的海洋发展与国家治理策略：以葡萄牙为例
从国家治理的视阈来看，葡萄牙的崛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主要表现为早熟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构建，海权意识的觉醒，强有力的君主制领导，海外属地的本土化治理等等。部分葡萄牙崛起的因素也是其衰落的肇因。葡萄牙拥有狂热的民族主义意识但欠缺现代法治国家的理性制约机制，把持海上原始商路但疏忽了产业与科技持续创新，依赖王权政治但缺乏完善的政治权力继承制。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 副教授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 教授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视角：为何崛起与衰落？
社会学家丹尼·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中将社会主要分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两种类型，认为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也是分析大国崛起与衰落的重要研究视阈，在一定意义上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程度决定了国家崛起的可能性以及国家强盛的持续程度。一般而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涉及到国家治理体制和制度的运行及其有效性，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社会、文化、军事和外交各个层面的制度体系及其运作机制和执行效果。本文试图从民族国家构建、海外利益发展、海权意识觉醒、航海技术发展等维度对葡萄牙的崛起与衰落因素做相关分析和总结。
客观上来说，现代葡萄牙无论在整个世界范围还是在欧洲都是一个小国。但恰恰就是这个小国开启欧洲的大航海时代，让欧罗巴文明将触角伸向世界各地。葡萄牙是第一个航海环绕非洲的国家、第一个航海到达南美、南亚、东南亚与东亚的欧洲国家。在大航海与大发现的过程中，葡萄牙人建立了横跨四个大洲的海上商业网络，足迹和影响力遍布亚非拉三大洲。时至今日，葡萄牙早已没有当年的辉煌。葡萄牙属地不是被荷兰就是被英国掠夺。在二战后，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势力受到了亚洲和非洲本土民族主义力量的驱逐。今天，当人们在谈论大国崛起时，很少人会想到葡萄牙。当然，葡萄牙帝国的遗产并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它的语言和文化遍布世界各地。它的大国崛起足迹也深深地刻录在世界各国的历史记忆之中。接踵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葡萄牙这样一个地理小国崛起为一个事实上影响人类进程的大国？究竟是何种原因又使曾经风靡世界的海权强国难以逃脱衰落的结局？
从“地理小国”到“海权大国”的嬗变：缘何崛起？
（一）早熟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构建
葡萄牙大国崛起的一个关键性前提条件就是其早熟的民族主义意识。葡萄牙是欧洲最早的民族国家。它率先建立起了高度集中并极其高效的中央政府。民族主义的高涨与葡萄牙王室的高效领导是葡萄牙能够爆发性扩张的根本性因素。在葡萄牙的民族国家形成阶段，宗教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其民族身份的重要标识。葡萄牙作为国家的历史始于葡萄牙与西班牙共同推翻了北非穆斯林对伊比利亚半岛的长期统治，民族国家形态的巩固基于葡萄牙北部基督教骑士团成功对穆斯林统治地区的重新征服。同时，葡萄牙民族国家的形成很大程度受益于其因被异族与异教压迫而诞生的民族主义精神。在公元722年，西哥特部族所组成的基督教联军罕见地打败了北非穆斯林的军队。在胜利之后，这些基督教武装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基督教小王国阿斯图里亚斯。历经200年，阿斯图里亚斯首先解放了葡萄牙北部绝大部分地区。公元1139年，阿方索·亨利自立为王，葡萄牙县在其领导下正式成为了独立王国。亨利开始不断出兵攻打伊比利亚半岛南部的穆斯林政权。亨利使葡萄牙领土倍增，并成功攻占了葡萄牙南部被穆斯林统治的阿尔加维市。自此之后，现代版图上葡萄牙的全境都被收复。
（二）海权意识的觉醒
在15世纪中叶，葡萄牙的很多国家政策和战略都是颇具超前性的，比如海权意识、海上商路的垄断等。葡萄牙早就非常清楚，财富并不来源于拥有大量领土而是对海上贸易航路的垄断。葡萄牙人的航海计划有很强的目的性。他们的探索船队也是侦察船队，地理发现与情报收集是同时进行的。从公元15世纪开始，葡萄牙的探险发现船队不断沿着西非海岸线向南航行。每到一地，葡萄牙船队就会向当地人搜集那里的情报尤其是航海路线，也会不断与当地进行商贸活动。可以说，葡萄牙是黑奴贸易的开启者，直至美国南部黑奴贸易的兴起，葡萄牙一直是大西洋黑奴贸易的主要国家。在公元15世纪末，西班牙凭借着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的勇敢尝试，率先发现了美洲大陆的加勒比海岛。这个事件对葡萄牙产生了很大刺激。同时，不平等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加速了葡萄牙向非洲以东的探索。葡萄牙的大航海冒险最终达到了它的初衷梦想，那就是找到一条通往印度的航道。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在1498年到达印度，这是欧洲探险家第一次从水路到达印度。1500年，葡萄牙探险者发现加拿大的纽芬兰地区。同年，葡萄牙航海家彼得·卡布拉尔发现巴西。此类探索是领先于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的。
（三）重商主义的推崇
具有强烈基督教民族主义情绪的葡萄牙人，是不会与穆斯林帝国做生意的。所以葡萄牙人寻找的是印度、中国和非伊斯兰的东方，渴望从那里得到香料、宝石和其他奢侈品。葡萄牙人非常巧妙地使用武力改变了印度洋的商贸体系。他们一方面拉拢印度教徒、非穆斯林的东南亚人，一边把穆斯林商人驱逐出它在印度洋的势力范围。随着葡萄牙海军势力在印度洋的膨胀，葡萄牙开始影响从印度到中东的贸易，既切断了穆斯林敌对势力的商路也打击了欧洲传统商贸强国威尼斯。16世纪初，葡萄牙已经开始把里斯本打造为欧洲的一个金融中心。葡萄牙的王室和政府没有把掠夺或者交易来的东方珠宝锁在宝库里，而是把它们拿到里斯本的市场上拍卖。一时间，葡萄牙成为了欧洲奢侈品的集散点。来自欧洲各地的名产在里斯本与东方的奢侈品进行交换。大量的商人涌入里斯本。同时，葡萄牙也开始了另外一个获利丰厚但极不人道的买卖———奴隶贸易。
（四）海外发展与本土化治理模式
达伽马远航印度的成功让葡萄牙举国振奋。英明且富有战略眼光的君主曼努埃尔一世在公元1500年派出了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舰队，共81艘各种类型船只，由舰队总司令卡布拉尔指挥再次前往印度。卡布拉尔的航程其实比达伽马更具意义，因为他在外海利用大西洋季风航行时不经意地发现了巴西，这其实比后期葡萄牙所有的发现都更具价值。公元1505年，葡萄牙国王册封了弗朗西斯科·阿尔梅达为印度总督，命令其在印度建立四个堡垒。公元1509年，葡萄牙任命阿方索·阿尔布克尔克为新的印度总督。在1510年，阿尔布克尔克受印度南部印度教毗奢耶那伽罗帝国教唆夺取了信仰伊斯兰教比贾布尔苏丹国的边境港口城市果阿。果阿是自葡萄牙人登陆印度以来所占领的最大城市。葡萄牙人的出现带来了某种改变印度本土力量天秤的机遇。在后续的400年里，直至印度独立后的1962年，果阿以及周边地区一直是葡萄牙人牢固的堡垒。果阿一直是葡萄牙在好望角以东最重要的据点。印度、马六甲和东非在葡萄牙一连串战略堡垒的布局下，形成了一个成熟的三角贸易区域，而葡萄牙人可以从这些地区的海上商贸往来中直接牟利。
葡萄牙人在他们的属地开启了非常强有力的本地化管理模式。在果阿，葡萄牙帝国把大量管理工作分配给本地人，而且基本上不存在宗教歧视。果阿的税收和司法机关基本上由本地人来任职。而葡萄牙在当地的政府只负责葡萄牙军人和水手的纪律问题。也就是说在葡萄牙的海外属地里，本地法律和葡萄牙军法是同时存在的。在马六甲，葡萄牙的治理也非常高效。葡萄牙人延续了在果阿的本地化管理模式。大量印度商人被葡萄牙雇佣于属地政府的各种部门。葡萄牙在马六甲的治理展示出了高度的灵活性和对本地事务的放手，基本上采取了某种以夷制夷的态度。当然在某种层面上，这也可以被视为葡萄牙对当地不同宗教人口的分化和互相制约。
在1512年，阿尔布克尔克派遣探险队前往了所谓的“香料群岛”。具体的香料群岛其实只是个传说。葡萄牙人对香料群岛的探索使得他们来到印尼爪哇以东的多个岛屿。当地的东帝汶人不是穆斯林，他们很容易接受葡萄牙人带来的罗马天主教。葡萄牙人在当地的本土化治理相当成功。东帝汶成为了葡萄牙在远东最偏僻的属地，但它却是后来葡萄牙人最牢固的属地之一，直至2002年才独立。由于地处边陲，葡萄牙在东帝汶采取了主动混血政策，这些混血儿是葡萄牙帝国在当地的代表，并同时掌握了政治和经济命脉。
葡萄牙的海上帝国从公元15世纪开始，绝大部分时间是成线状发展态势，是循序渐进的，从西非到南非到东非再到波斯湾和印度。葡萄牙人在亚非大陆的一系列发展是按照计划实施的。但是在南美，葡萄人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巴西是葡萄牙人在前往印度旅程中的额外发现。葡萄牙人在巴西的治理实践在欧洲众多海外帝国中是最有创造性的。十六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开始在巴西大量种植甘蔗等热带经济作物。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葡萄牙人把它们擅长的奴隶买卖运用在巴西。在大西洋的三角贸易网络(母国—巴西—西非)中奴隶买卖成为了热门的贸易项目。可以说，奴隶和奴隶生活的甘蔗支撑起了巴西的早期发展。在17世纪，葡萄牙的巴西投资收到了额外回报，即当地发现了大量的黄金矿藏。巴西因此成为了葡萄牙最有价值的海外属地。
从“海权大国”到“现代小国”的回归：缘何衰落？
葡萄牙的全盛期并没有维持多久，在公元16世纪末期已经出现了衰落的迹象。从国家治理的现代性来看，“发达的现代政体区别于发达的传统政体的关键乃在其政治制度的性质。”因此，无论葡萄牙曾经多么强大，其终究还是一个封建王朝。
葡萄牙的帝国经营模式是一种特殊时代的产物，它基本上建立在葡萄牙相对亚非拉地区国家更具军事科技优势之上的。与其他欧洲后起之秀相比，葡萄牙在16世纪中叶就已经不是最先进的海洋国家。葡萄牙在多地的开发基本上只存在于原材料压榨和掠夺层次。葡萄牙本国的制造业从来没有因为庞大的海外属地市场而受益。葡萄牙只控制着非常原始的海上贸易网络，如香料等东方奢侈品。相比之下，后来居上的英帝国要比葡萄牙帝国先进得多。所以说，荷兰与英国对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挑战不是历史巧合或某种修昔底德陷阱，而是历史必然趋势，大国间的优胜劣汰，金融工业资本主义对传统海外殖民地原始掠夺模式的必然斗争和更替。
葡萄牙无论多么强大，政治上始终是一个王朝。其不稳定性是显而易见的。封建王朝需要健康并且聪慧的男性成员来继承王室进而管理国家。葡萄牙早期的崛起受益于一连串的优质王室领袖，但是王朝体制很难保障王室后续领袖的资质。在无子嗣的情况下葡萄牙的年轻国王塞巴斯蒂安在1578年御驾亲征摩洛哥并战死沙场。塞巴斯蒂安之死成为了葡萄牙帝国国运的转折点。自此，葡萄牙在之后三百年经历了被西班牙以王室血缘关系吞并，被法国入侵，被英国以最后通牒的形式羞辱。从此葡萄牙帝国一蹶不振，晚到的共和革命基本上为葡萄牙的大国地位划上了句号。
总的来说，葡萄牙是欧洲政治制度改进和创新相对较少的国家之一。政治制度的僵硬导致葡萄牙在经济方面无法持续为其帝国建设进行配合。葡萄牙皇室对香料及其他奢侈品贸易的国家垄断，导致葡萄牙无法像荷兰那样拥有强大的市场化资本动员能力，其始终只能依靠封建贵族及其宗教化民族主义情绪进行国家动员。葡萄牙的商业精英和工业资本家始终没有从海外发展中得到成长，这很大程度是其僵化的体制所造成的，政治制度僵化导致经济制度落后，进而致使工业与科技水平落后。
结语
从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的研究视角来分析，早熟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构建，海权意识的觉醒与航海技术的发展，重商主义的推崇与海外殖民政策，依赖君主领袖与军事强势扩张，经济利益的包容分享制与精英阶层参与等促使了葡萄牙的崛起。但是，其崛起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衰落的肇因，拥有狂热的民族主义意识但欠缺现代法治国家的理性制约机制，重视海权控制但疏忽了产业与科技持续创新，推行商贸殖民但没有主动实现工业化革命，依赖王权政治领袖但缺乏完善的政治权力继承制，鼓励精英阶级参与但难以克服贵族利益膨胀的贪婪等。葡萄牙帝国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在根本意义上其衰败的原因是其国家治理体制的僵化和发展动力的不可持续性。葡萄牙无法与时俱进地保持其在经济发展、军事研发方面的优势。葡萄牙在工业化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明显掉队荷兰和英国；其海外殖民地经济模式始终停留在最原始的原材料掠夺和商路垄断层级。1910年，葡萄牙爆发革命建立共和，但葡萄牙已经不是一个大国了，其属地不是独立就是被占。葡萄牙基本回到了扩张前的原点。时至今日，当人们谈论欧洲曾经的大国、强权、帝国时，很少人还会想到葡萄牙。
本文原载于《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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