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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瑜：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无政府主义宗教观的批判

2021-01-15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这百年当中，罗马天主教会对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基本采取批评和抵制的保守立场。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是多样复杂的，而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是教会长期将巴枯宁派无政府主义观点与马克思主义观点相混淆。这些教会人士不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财产权、宗教和家庭婚姻等问题上对巴枯宁的严厉批评，因而也就忽略了教会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而梳理和批判巴枯宁主义的错误，也是我们透彻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等社会问题看法的一个重要前提。

文/彭小瑜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罗马天主教会权威对近代社会主义最早的批评出自教宗庇护九世（1846 — 1878 年在职），而这些批评并非指向被准确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针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或者是针对19 世纪西欧资产阶级共和思想的。当时在意大利最有影响的激进思潮可以分析到两种类型，其一是巴枯宁派的无政府主义，其二是马志尼和加里波第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共和思想。而且这两种激进派别都被当时的舆论认为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当时的意大利还不是最有影响力的激进思想。
因为上述复杂的思想史情况，19 世纪罗马天主教会人士并没有准确解读马克思主义对宗教问题的立场，当然更谈不上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政府主义宗教观的批判。事实上，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对巴枯宁派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宗教和家庭婚姻等社会问题的一系列看法有系统的分析和尖锐的批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文本
直至上个世纪70 年代，西方学者中仍然有一部分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宗教观有很深偏见，认为他们对宗教的态度是充满敌意的，尽管他们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在1848 年之后的关注重点不再是宗教批判，而是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批判。而与此同时，另一部分西方学者，以及拉美学者，对基督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和关系开始有十分乐观的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可以被基督徒用于分析社会问题。这方面比较突出的一个范例就是拉美和其他地区出现的解放神学。这个时期的拉美学者还注意到，罗马天主教会在19 世纪后半期对马克思主义并无透彻理解，他们所担忧和批评的社会主义通常是指在意大利异常活跃的巴枯宁派无政府主义，有时候则是指法国大革命之后对教会冲击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尤其是其中激进的、涉及家庭和教育的一些做法。
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对基督宗教进行批判的基本文本，譬如《共产党宣言》和《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强调的主要有两点。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纲领，《共产党宣言》认为近代反基督教的思潮和运动在基本性质上是资产阶级对封建社会的否定。这一否定在思想上的形式是启蒙运动对基督宗教的批判，在政治上的形式是法国大革命等多次“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这一反对基督教的思想和政治斗争的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拓道路。
在《资本论》里面，尤其是在第1 卷，马克思详细谈到，资本主义在形成过程中以及在他所处的19 世纪，曾经利用基督教来为剥削装潢和掩饰，而残暴的殖民掠夺也是西方基督徒所为。问题的另一面是，当时一些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也使用了基督教的价值观。恩格斯则比较系统谈到，早期基督教具有社会革命的倾向，而且这一革命倾向一直延续到近代早期的德国宗教改革，在闵采尔等人的激进思想中尤其突出，后来甚至影响到近代的社会主义运动。
也就是说，在历史上，基督宗教在社会问题上具有两面性，其内涵的价值观以及教会内部的激进派有支持社会变革的一面，而教会在相当长时期里主要和主流的社会立场却是保守的、维护既得利益的，中世纪教会更获得“当时封建制度里万流归宗的地位”。但是资产阶级，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的，并没有能够消灭基督宗教，而是把它改造成能够为自己特殊利益服务的一种文化，因此也就催生了欧美近代和现代历史上资产阶级内部支持和非难基督教的尖锐政治和文化斗争。正是在这一语境中，19 世纪罗马天主教会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运动采取了明确反对的立场。其历史的原因恰恰在于：当时的教会人士误认为，社会主义是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后者对教廷和天主教会形成了巨大压力和冲击。
近代西欧教会感受到的冲击主要来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历次政治动荡，譬如席卷欧洲的1848 年革命。在庇护九世著名的1864 年通谕（Quanta Cura）里面，教宗简略提到并谴责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是他所批评的这些“主义”的“严重错误”是指在教育和婚姻家庭等方面挑战教会权威。教宗在其他通谕里还提及社会主义者攻击宗教信仰和试图建立共和国。而这些其实都是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思想文化上的重要纲领，而不是被准确理解的社会主义观念和立场。庇护九世在职期间对教宗最严重的挑战来自争取意大利自由、独立和统一的政治力量。而这个时期在意大利政治中最激进的团体之一是巴枯宁领导的无政府主义派别，通常被看作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分支。有些学者认为他们就是庇护九世所提及的社会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此时尚未受到教会的特别注意。
 《劳工通谕》对社会主义批评的历史语境
不过到了1891 年利奥十三世发布《劳工通谕》（Renum Novarum）的时候，教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显然已经更加具体和准确，其焦点集中到物权问题。利奥承认社会主义者关注的问题是实在和紧迫的，他同样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劳工的悲惨状况。论及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教宗认为天主教的社会思想与之有三条关键的分歧：社会主义敌视宗教信仰，主张废除私有财产，鼓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此外，教宗不断强调国家在经济生活和保护劳工福利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一点与自由主义限制社会福利和政府调控角色的立场，以及巴枯宁派无政府主义否定国家权威的立场，是明显对立的。
这部关于天主教社会学说的重要通谕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发布了《共产党宣言》。他们认识到，工业革命以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危机，而对他们而言，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改变整个社会关系，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和他们同时期的西方人士也不得不面对和试图解决同样的问题。《共产党宣言》其实已经总结了这些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看法和结论，即所谓“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将教会的社会学说比较笼统地划入“封建的社会主义”，并未精细到辨析基督宗教不同派别以及不同人士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党人与这些尊重既定社会秩序、关注劳工眼前利益的改良主义派别进行合作，留下了宽广的空间。
然而共产主义运动与包括基督宗教各派在内的其他社会力量之间的合作，在西欧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是一个困难和充满曲折的问题。20 世纪天主教学者在评论利奥十三世和20 世纪前半期的教会社会学说时注意到，这种本来可以避免的相互的排他性在教会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上也展现出来，即教会同样忽略了与社会主义运动合作的可能性和重要性，而教会如此做的部分原因是把社会主义混同于巴枯宁派无政府主义。
利奥在他刚刚就职的1878 年，于12 月28 日发表了专门批评社会主义的通谕（QuodApostoliciMuneris）。这部通谕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张并没有准确的把握。教宗将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相混淆，指责他们蔑视一切国家权威，仇恨国王的尊严和权力，秘密结社，组织暗杀，煽动叛乱，甚至否定婚姻和家庭。利奥还在此处模糊地把无政府主义对家庭和婚姻的否定看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特点。
这些无视社会秩序和法律的政治活动，恰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当时的各国社会主义者激烈反对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的特点，而后者在西班牙和教宗所在的意大利尤其活跃。巴枯宁本人就曾经旅居意大利，并在那里发展了自己的同伙，试图分裂国际工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批评的，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分裂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秘密小团体活动。而教会和当时各国政府更加经常批评的是他们反宗教、组织暗杀暴动、否定家庭和国家的言论和行动。在当时社会媒体和教会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中，社会主义、恐怖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往往被相提并论，而这一偏见正是恩格斯一直在驳斥的。恩格斯还曾经提到，巴枯宁建立的秘密团体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有很大势力，并计划把意大利作为自己的主要据点。
 巴枯宁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伤害
利奥在这部通谕里面还着重批评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者（即无政府主义者）所提倡的绝对平均主义，以及据此对财产权、传统家庭关系、国家权威以及其他一切责任和义务的否定。教宗也将诉诸暴力理解成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般特征。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枯宁的批评。后者主张立刻实行绝对的、全面的所谓“平等”，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倡的，是在社会经济条件成熟之后的社会主义变革，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需要有无产阶级的国家权威来完成这一变革。巴枯宁所提倡的人人平等没有考虑到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他所鼓动和参与的暴动也没有考虑到政治运动本身是否具备合适的社会条件。
恩格斯对巴枯宁派在西班牙活动的尖锐批评之一，就是认为他们不懂得并放弃组织无产阶级进行有效的议会政治斗争，而只知道轻率地发动“总罢工”这样的过激行动。而他的这一见解，马克思早在1872 年就已经提出了，并因此受到巴枯宁的指责。也就是说，利奥十三世在1878 年反社会主义通谕中谈到的动辄发动暴乱的社会主义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着力批评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
针对1891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恩格斯曾经就社会主义者对财产和教会的态度做了修改建议。他这方面的意见同样说明，利奥十三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具有明显的片面和简单化的缺憾。恩格斯本人虽然不接受宗教信仰，反对用公共财产资助宗教教育，但是他认为要尊重教会的教育自主权。恩格斯在这里的观点也可以看成是又一次与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线的努力，而后者的立场是把整个教育世俗化，在教育上不留给教会任何空间。
利奥十三世以及19 世纪天主教会对社会主义的上述误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无政府主义在当时被看作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分支。巴枯宁及其同道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当时最重要的天主教国家特别积极的活动，让教会感受到直接和特殊的威胁。巴枯宁的思想和活动有两个直接冲击天主教会的特点。首先是他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在自己的组织纲领上有鼓吹暗杀和暴力的言论。他们直接参与了意大利的政治活动，其中有些人甚至不惜采取暴力恐怖手段。
其次是巴枯宁过激的反宗教态度以及他在意大利表现出来的反宗教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谈到，巴枯宁在意大利的活动以及他以国际的名义与马志尼这样重要的政治家的争论，败坏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名誉。巴枯宁与马志尼的争论焦点之一是后者虔诚的宗教信仰。。巴枯宁与他的分歧还包括社会经济问题。
巴枯宁在意大利活跃的身影，他与马志尼这样的重量级人物的联系和分歧，无疑会给受到意大利政治巨大压力的教宗和其他教会人士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晚近学者注意到，在意大利有相当势力的巴枯宁派与马克思主义者决裂，不理睬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的批评，坚持采用暴动和暗杀等手段进行活动，不仅招致了意大利政府对他们的镇压，也促成了教宗和教会与意大利政府因为反对社会主义的需要而联合起来。而他们严厉镇压的“社会主义”就是巴枯宁派无政府主义。
 小结和余论
前述这种天主教会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混淆的错误，在20 世纪前半期各国天主教会抵制和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活动中仍然不时出现。在民国时期国内出版的天主教期刊上，将共产主义解读为对家庭以及父母教养子女权利的否定，是一个常见的谬误，也可能是刻意为了用无政府主义来贬斥社会主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里面从来没有否认家庭的重大意义，而且他强调说，在消除阶级和不平等的未来，家庭不再是经济单位，夫妻之间的婚姻将建立在单纯爱情的基础上，男女在家庭内的平等才可能完全实现。马克思主义者的意图是尊重和保卫以真实感情为基础的婚姻和家庭，而不是破坏之。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说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与天主教的社会思想有本质的分歧。
这样一种实事求的态度和立场展现出恩格斯对历史、文化和宗教的包容和宽容，对民众的理解和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和捍卫的科学社会主义立场显然不是教宗利奥十三世在他的通谕里面所指责的无政府主义品牌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对社会主义运动比较成熟的一些看法，包括他们对私有权、宗教和家庭婚姻等问题的见解，都与他们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有着密切联系，因此这段历史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和研究。本文所表达的看法是一种学术意见，还需要在讨论中进一步完善。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0年第4期。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编辑：李健、尚俊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