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续添：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文化认同比利害选择更关键

2017-04-11  

王续添：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文化认同比利害选择更关键

 

从文化和利害的纠结缠绕来看台湾政治和社会以及两岸关系的变动和走向，一方面，台湾社会内部的文化和政治对立和冲突还会继续；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民族认同，又会内在地慢慢地消解、包容和超越这种力量以及由此而来的利害考量。正如英国著名学者霍布斯鲍姆指出：“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我们无法预设他们的民族认同——如果有的话——必定会排斥或优先于其他社会认同。事实上，民族认同通常都会和其他社会认同结合在一起，即使民族认同的确高于其他团体认同，情况亦复如此。”

文/王续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 

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全球化的地方主义”兴起

1980年代尤其9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滚滚而来，全球化尤其是经济一体化、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世界各地联系空前紧密，时空日趋缩小，乃至形成“地球村”。世界一方面呈现“日趋缩小”，另一方面则呈现“碎片化”，全球化使地方性问题凸现，形成所谓全球地方化。而地方化又伴随着民主化，赋予了某些正当性和华丽时髦的外衣。“在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地方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强调。……区域自治、地方自治和社区主义浪潮也伴随着全球化而高涨，而不是消退，社区运动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正成为新的政治热点。由于地方自治在全球化背景的继续发展，以至于出现了特别反映这一矛盾发展的专门术语——‘全球化的地方主义’。”

地方主义一般指人们对某一特定地方认同和维系乃至扩大该地方利益的观念和行为，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所谓地域观念、乡土观念、地方心理、地方意识等即是指这一层意思；但国家产生后，地方主义又有了政治层面的意义，即是指人们的地方政治认同和维系乃至扩大该地方利益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所谓地方主义一般往往是指这一层意思。

地方化的发展，“出现了这样一种征兆，‘地方’和‘全球’正迅速呈现出政治优先的特征，这曾经是专门为国家保留的领域”。整个世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要求地区和区域自治的压力越来越大，广泛的次国家和跨国机构日益增多，这一切对分裂主权国家形式的世界模式提出了挑战”，并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某些权威和功能。但却未能使民族主义消解，反而使某些地方主义走向以及升格为民族主义出现新的复杂情况，形成一股新的民族主义运动，对既有的民族国家而言则是一种地方分离主义运动。“当所谓的地方主义的团体想整体地或者部分地从一个民族国家的关系中脱离出去的时候，就出现了蓄意的政治分裂的第三种表现形式。在这方面人们不应当被东欧的戏剧性的事件所迷惑。自治运动和分离运动近几十年不仅在东欧，而且在全世界，甚至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范围内都增强了。根据一个大规模的调查分析，1990年世界上发生的少数民族冲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在西方民主制国家中，今天活跃着20多个有政治目标的地方或种族的团体。”这种在原有的民族国家中过去被忽视和边缘化的少数族群构建本土文化、纯洁自身的小共同体，达到独立建国的地方分离主义的所谓“新民族主义”运动，1980年代以来，前苏联和东欧各国、西欧北美等国的少数族群的分离运动即属此种情况。正如英国当代著名学者史密斯所言，“要求恢复被忽视的文化共同体的同样愿望导致了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布列塔尼人、巴斯克人、加泰罗尼亚人以及奥克语运动。”而且，“分裂过程不但采用了争取文化自主的运动、民族主义运动、族群运动，而且还呈现出采用各种形式的地方自治和社区自我控制的总趋势。裂变在民族国家之下的最高层次是民族主义——族群性的、族群的和文化上的自主运动。’另一种则是一般地要求扩大地方权限，实行地方及社区自治，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情况。

这股地方化浪潮席卷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台湾当然不能置身事外，近十余年来的变化明显受到了这股巨浪的席卷。蒋氏父子主政时代，在岛内实行的基本是威权政治，坚守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在压制民主主义、地方主义的同时，更对分离主义绝不手软，两岸基本上保持“一国两制”的局面。80年代后期尤其是李登辉主政以来，恰逢全球化和地方化浪潮袭来，台湾的地方主义、民主主义和分离主义交织在一起，形成对大陆和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破坏了两岸多年保持的“一国两制”的局面，并借助这种新的国际环境，以现实利害为依归，以民主主义相标榜，将地方主义和分离主义相混淆，谋求在此基础上建构所谓台湾民族主义。台湾政治和社会的各种冲突和乱象以及两岸关系的变幻莫测，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和突变的。而且，台湾显然是仿效了地方化的前一种情况，但台湾与前一种的情况又显然是形似质异，根源就在于历史和文化。

 

地方主义不同于分离主义

所谓利害，简单地说就是利益和损害。对于一个个体或群体而言，事情常常是有利和有害，趋利避害，也就成为人类的一种生存本能。当人们处在一个不断变动的环境中，利害首先就是一种认知和判断，是自身与环境、自身与他者关系的判断和选择。一个群体或共同体的利害问题，是攸关自身生存和发展乃至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它要解决的是“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怎么样？”、“目标是什么？”、“采取的模式是什么？”等方面的问题。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物，是人类相互区分的内在和外在的基本指标，是一个群体、民族和国家的根基与生命。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必然有它的传统，并没有平地拔起，凭空产生，来一个无传统的民族与国家。”“一国家一民族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加进绵延不断的时间演进，历史演进，便成所谓文化。因此文化也就是此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因此凡所谓文化，必定有一段绵延精神。换言之，凡文化，必有它的传统的历史意义。故我们说文化，并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文化对于一个群体和共同体来说，要解决的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等自我认同和集体认同这样的根本问题。

在人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利害与文化同时并存，相互纠结缠绕。利害是现实的，和利益与实力有关，和实力与环境的互动有关。当人们认定同某种环境与他者的利害关系时，就会不顾一切地趋利避害，甚至去硬性地改变和建构“文化”，改变自身（改变文化就是改变自身）。台湾作为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社会，与大陆在历史、文化和语言上并无二致，如果说有不同，那也是一个民族内部亚文化的差异，和内地各地方之间的差异是一样的。但近十余年来，台湾内部在两岸关系的利害考量中，受全球化和地方化新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共内战所遗留下来的两岸长期的对立和分治的影响，以为好像只有与大陆区隔，放大与大陆的差异，凸显自己是一个特殊的与大陆完全不同的存在，好像法理上的独立或事实上的独立即长久的保持现状（不要名分的分治），才是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最佳选择。相反，如果和大陆统一就等于被吃掉，甚至和大陆接近，都是最大的“害”。其中，有本能的反应，也有认识误区，或者是两者的混合。因为这里边有一个模糊的地方，就是台湾的地方意识、乡土观念和地方主义和主张台独的分离主义之间的空间。

在一个民族和国家内部，当某一个地方长期处于封闭、与其他地方隔离甚至是对立状态时，其内部的地方意识、乡土观念和地方主义自然就格外强烈，人的地方心理和意识，或“乡土观念”是人的地方属性使然和体现。正如法国学者德拉诺瓦在其《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乡土观念’是以共同的民间象征表现出的认同问题。人是如何从对出生地和居住地的确认发展成对归属感的兴奋和集体的骄傲感呢？这种现象中的集体自尊和节日般的兴奋超过了寻根和寻祖本身。”这种强烈的地方意识、乡土观念进而成为自我身份认同和排拒其他地方人群的重要的支配力量。德拉诺瓦也对此进一步指出：“乡土观念不仅仅产生于传统习俗，也在现代社会认同身份的过程中保持了活力。乡土观念可以满足人们获得一种必要身份的需求，这种需求对某些人是游戏，对另一些人就是战斗。”但这与分裂民族和国家的分离主义仍有本质的不同，因为这只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内部局部的自我保护和优先意识，属地方主义范畴。台湾社会内部，绝大部分人无论是所谓本省人还是所谓外省人，热爱台湾和台湾优先的地方心理和意识是共有的，也是正常的。台湾的分离主义恰恰就利用和刻意混淆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裹挟台湾的地方意识和地方主义，将台湾的地方主义、民主主义和分离主义捆绑一起，肆意篡改台湾和大陆一体的历史、文化甚至是语言，进行所谓台湾民族的“想象”和所谓台湾民族主义的文化建构，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即台湾民族主义的政治建构。这种从利害出发，硬性改变历史和文化的行为和做法，尽管勉强和拙劣，但在一定的国际环境和两岸关系的状况下，还是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众所周知的近十几年来台湾社会内部的身份认同中“中国人”（包括既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的下降和单纯的“台湾人”上升就是证明。

可见，裹挟台湾的地方主义和民主主义，是台湾的分离主义“高明”地“整合”了台湾内部绝大部分人的利害考量。而实际上，地方主义的利害考量和分离主义的利害考量同样有着本质的不同，从根本上说当然是不能“整合”的，且是相悖的。宋楚瑜访问大陆时一句“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点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但这种混淆和“整合”却给分离主义披上某种正当和华丽的外衣，壮大了其实力和声势，造成了某种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假象。从而，使台湾与大陆在心理上渐行渐远，走上一条背离自身历史和文化的看不到未来的凶险歧路，也使两岸关系显现危机。

当然，地方主义和分离主义之间也不是没有不可逾越的关隘；当地方主义不可逾越时，即可能走向分离主义，这一点，也是应需指明的；但一般情况下，地方主义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之下的集体认同，是可以被包容和超越的。

 

分离主义无法超越中华文化

文化和历史、语言、心理有关，对于一个群体和共同体生存发展有基本的制约和囿限。伴随全球化和地方化的骤起，台湾内部的分离主义，在现实利害的考量之下，将地方意识、乡土观念、地方主义和民主主义裹挟绑架，硬性升格为所谓“台湾民族主义”，虽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使“中国人”“台湾人”在台湾内部的部分人群中成为对等的相互区隔的概念，用“台湾人”来否定“中国人”，但是远没有达到其预期目标。何以如此？从根本上说，是中华民族文化力量、是文化一统的力量的制约，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力量制约的结果。

中华文化是整个的一体的，五千年绵延不绝，在整个世界是独一无二的。钱穆先生曾指出：“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相比，有两点不同。第一，就时间绵延上讲，中国是由一个人自始至终老在作长距离的跑，而欧洲是由多人接力跑。第二，就空间来说，欧洲文化，起自希腊、雅典，由这个文化中心，向四周发散。后来希腊衰微，罗马代兴，文化中心便由希腊搬到罗马，由罗马再向四周发散。因此他们在历史演进中的文化中心，也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依次地搬。到近代列强并立，文化中心也就分散在巴黎、伦敦、柏林等地方，再由这几个中心各自向四周发散。所以西方文化，常有由一个中心向各方发散的形态。而且这些文化中心，又常是由这一处传到那一处。这种情形，连带会发生一种现象，就是常有文化中断的现象，在这里告了一个段落，然后在别处再来重演。中国文化则很难说由这一处传到那一处，我们很难说中国文化是由山东传到河南，再由河南传到陕西，由陕西传到江西，由江西传到江苏，如是这般地传递。中国文化一摆开就在一个大地面上，那就是所谓中国，亦即是所谓中国的体了……有体便有用。试看当时齐、晋、秦、楚各国散居四方，而一般文化水准都很高，而且可说是大体上一色的。这就可见中国文化水准在那时早已在一个大地面上平铺放着了。我们不能说汉都长安，汉代文化就以长安为中心，而再向四周发散。所以中国文化乃是整个的，它一发生就满布大地，充实四围。而欧洲文化则系由一个中心传到另一个中心，像希腊传到罗马，再传到东罗马。因此西方文化可以有几个中心变换存在，而中国文化则极难说它有一个中心，我们很难说某一地点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因此西方文化可说它有地域性，而中国文化则决没有地域性存在。许多地方，在历史中，根本没有做过政治中心，但始终在文化大体之内，有其相等极高的地位。”“所以中国文化，开始就普遍地摆在一个大地面上，希望只要交通所达，彼此都相亲相爱，结合在一起。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奠定一个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全人类和平幸福的社会。”中国文化的观念体系既是开放的又是一体的。它虽带有诸多的地域特色，它的基本价值和信条又是一体化的，它具有极强的吸纳和包容性，又具有极强的规范和约束性。它能够包容地方意识、地域认同和地方主义，但又是地方意识、地域认同和地方主义无法突破的。

况且，对于一个群体而言，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往往是无法选择的。“文化是他们无从选择的，因为文化先于他们的选择存在、给与了他们选择的内容，离开了文化他们就失去了一起生活的理由。”从所谓现实利害（或是地方主义的或是分离主义的）出发，试图否定中华文化与中国历史，而建构所谓独立于中华文化和历史之外的所谓台湾文化、台湾历史、台湾民族主义是徒劳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台湾社会虽是一个地域共同体，但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共同体，至多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亚文化共同体，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排斥中华文化，否定中国历史，就等于否定自己，结果只能在台湾内部造成“文化冲突”乃至政治冲突，近十年来台湾内部的“蓝绿”“省籍”和“南北”对立，说到底皆此使然。

建构所谓台湾民族主义，就是要建构独立于中华文化之外的台湾文化和台湾历史，如果将中华文化和中国历史抽出，所谓台湾文化和台湾历史会是什么样呢？无疑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会成为缺少内涵没有文化的文化和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历史。没有根基、内容匾乏，没有一致性的文化和历史，能建构起真正的民族主义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只有文化才能够进行民族的想象”，“首先，文化内容的匮乏会使得民族的想象，及民族之间的共识无法发展；其次，缺乏一致性的文化对一个共同体来说，可能难以形成认同”。

不顾文化和历史或硬性改变文化和历史，谋求建构所谓台湾民族主义，只能是为或是地方主义的或是分离主义的利害考量所囿的愚蠢之举，徒劳无益。民族“无论在什么时代它都将和每一个较大范围的地理上和文化上的认同具有同样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不能从族裔共同体中区分出来，或者真正从任何集体文化认同与共同体中区分出来”。即使今天有所谓“市民民族主义”的鼓噪，“将民族定义为因共享政治制度而具有共同体特性的一群人”。然而，不要说“文化或种族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差异，在现代世界中没有广泛地划分区别。甚至市民民族也是仰赖遗留下来的文化认同，结合公民归属感而形成的”。

所以，文化对利害的影响虽是软性的，但无疑是强韧的，而且是长久和持续的。从而，使地方认同、地方主义升格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论述和建构不可能达成。

从文化和利害的纠结缠绕来看台湾政治和社会以及两岸关系的变动和走向，一方面，应当说，地方意识和地方主义在台湾社会广泛而坚固，这种力量又为分离主义所裹挟和借重，成为台湾维系现状的社会基础乃至分离主义谋求独立所借助之力，台湾社会内部的文化和政治对立和冲突还会继续，两岸关系也还会呈现一个复杂的局面。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民族认同，又会内在地慢慢地消解、包容和超越这种力量以及由此而来的利害考量。一旦台湾的地方意识和地方主义弱化和淡化，分离主义也即失去了凭借，失去了力量，两岸关系也就会渐渐趋于稳定平和，直至最终达至统一。正如英国著名学者霍布斯鲍姆指出：“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我们无法预设他们的民族认同——如果有的话——必定会排斥或优先于其他社会认同。事实上，民族认同通常都会和其他社会认同结合在一起，即使民族认同的确高于其他团体认同，情况亦复如此。”而化解地方意识和地方主义坚冰的最好办法就是不断扩大双方的接触、交往和交流，凭借共有的中华文化的强大磁力，构建理解和友谊，“只有一种政治或个人的做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愚蠢，这就是友谊。……因为友谊超越了各种差异，……友情可以超越孤界”。

 

        本文为王续添教授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11期上的文章，原标题为《利害和文化纠结下的台湾走向与两岸未来》，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有删改，并为阅读方便删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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