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10
封凯栋:技能的政治经济学
本文提出研究技能的政治经济学的三组关键命题,发展了一个以国家介入为中心变量的分析框架,并通过自工业革命以来英美德日四国的发展历程来检验它们。本文指出,国家在提供管理制度变迁的激励机制、提供互补性或替代性的人力资源供应制度、和提供劳资关系的强制性安排等方面的作用,是劳动与管理的争夺能够相对稳定的前提条件。中国当前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期,对技能和发展模式的思考必须要超越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关切;只有使劳动过程本身体现出更大的价值,中国社会才能够顺利地完成发展模式转型。
文/封凯栋 李君然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副教授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
在现代生产组织形态的发展历程中,生产过程的控制被显著地集中化,但生产控制权的转移并不会自愿自动地发生。技能作为劳动者所拥有的知识,与管理规程作为管理者所拥有的知识,在生产实践中不完全是互补的,也有可能是替代性、竞争性的。技能在生产实践中的形态、分布和传播机制是劳动者和管理者对生产过程主动权竞争的核心内容,决定了双方在生产控制竞争中的话语权。
国家的介入对于劳动与管理在技能问题上的争夺至关重要。因为现代国家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提供知识生产的制度,后者会影响劳动与管理斗争的平衡。国家还是劳动-管理斗争最重要的制衡器,立法与国家暴力工具的使用是塑造劳动与管理之间长期平衡的基本要素。同时,对于成功国家而言,国家在这一领域中的介入是必然的,因为劳动与管理涉及社会经济活动最重要的投入要素,国家介入的效果事实上塑造了不同市场经济体的生产模式。
本文通过回顾经典文献,追溯四类典型生产模式发展历程中的技能问题,梳理技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三组关键命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发展出以国家介入为中心来理解“劳动-管理”关系的逻辑模型,以促进新的讨论。这一框架并不是概念的简单堆砌或者叠加,而是仅有同时将三者纳入分析框架,才有可能为企业内社会关系中劳动与管理双方权力的来源提供全景式而不是片段式的分析。
近年来,随着工业机器人的发展,人工智能受到的社会关注日益增多,技能再次成为学术研究、政策研究和媒体评论的热门话题;但目前国内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这一转变的技术过程,而其组织过程和社会过程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笔者认为,这三组命题的现实紧迫性已经高度凸显,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社会的稳定发展迫切需要积极的国家介入来妥善地重新界定国内的“劳动-管理”关系。
关于技能研究的三组关键命题
第一组命题,控制权命题:技能是人力资源问题,但又远不仅是人力资源问题;技能的形态、分布及其传播方式是劳动与管理双方在生产过程控制权争夺中的关键要素。一旦生产活动中存在难以替代的技能,生产过程就会对技能工人产生依赖,这转而会增强技能工人在控制权争夺中的砝码。由此,管理者并不会必然倾向于加强劳动者的技能。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管理者与劳动者在技能上的博弈,是理解多样化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切入口。
第二组命题,斗争工具命题:技能是劳动者斗争的工具,但不是唯一的工具。去技能化过程尽管可以使管理者在生产过程中赢取主导权,但并不意味着管理者可以把劳动者剔除出政治经济生活。诉诸车间之外的集体政治行动,是劳动者争取劳动利益的另一重要工具;尤其是随着民众政治权力意识的觉醒,集体行动从19世纪最后20年之后越来越多地成为劳动者斗争的关键工具。于是技能问题将直接影响更广泛的厂商和民众的社会生活,技能缺失所带来的成本往往将部分地由社会整体共同承担。
第三组命题,国家介入命题:管理与劳动对生产过程主导权的争夺很难自动产生均衡,国家的介入是形成稳定生产模式的必要条件。劳动与管理的激烈对抗使得双方的互信从一开始就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脆弱的。而斗争的外部条件,无论是生产技术、管理技术还是分工体系,始终处于持续的动态变化中,博弈条件的持续变化使得双方的互信更难以达成。国家的介入就成为了稳定的生产模式的必要前提。国家通过限制劳动与管理的权力空间达成了两者间的相对均衡,而这些举措往往也对教育培训、社保福利、产业投资等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以上三个命题可以从18世纪以来英美德日等国的发展历程得到检验。本文的论述将围绕劳动、管理和国家三方之间的博弈展开,并以此建立以国家介入为中心的、分析“劳动-管理”关系的逻辑框架。
英国:失控的劳动-管理竞争导致动荡及工业竞争地位衰退
英国是第一个从整体上进入工业化的国家。但由于其劳动与管理双方激烈的直接对抗和国家的介入不足,有效的管理控制在其工业中并没有形成,英国也无法建立起大规模的、有效率的技能培养体系来。这种协调失灵使得英国工业在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就逐步被美、德等国家赶超,甚至直到20世纪后半期都未能构建有效的工业技能体系。
英国的历程充分反映了低效的“劳动-管理-国家”互动在技能问题上造成的不良后果。英国的制造业从总体上往两极发展:一方面是始终无法摆脱工匠技能的行业依然被锁定在旧的模式中,如钢铁、电气等;另一方面是大量直接依赖下层工人的行业,管理群体由于无法在厂内和厂外构建起成规模、高质量的替代型技能培养制度,因此也不得不一直面临效率和质量瓶颈。传统的师徒制同样也在走向衰落:除了过长的学徒期之外,基于个人传授的技能具有非标准化的特征,这使得学徒和新一代工匠很难在更大的经济空间内自由流动,从而使得新生代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进入师徒制,使得英国在工匠技能方面的传统优势也同样日渐衰落。英国的“劳动-管理-国家”互动关系使其后期工业陷入了竞争力不振的境地。
美国:高度去技能化和国家介入的意外效果
在美国工业化早期,同样也存在管理、技能工人和非技能工人的激烈斗争。但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的技能工人群体在人数和影响力上都不如当时的英国;而且美国的工业管理先驱者们从19世纪就开始坚定地执行了去技能化的改革,发展可互换零部件生产体系、科学管理以及后来形成福特制。国家在工程与商学教育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构建了另一个提供生产和管理技能的机制。这些因素最终塑造了一个稳定有效的、去技能化的管理控制机制。
美国的发展历程充分反映了“劳动-管理-国家”三方互动的复杂性。虽然美国的技能工人力量相对较弱,但劳动与管理之间的斗争依然激烈。国家的介入为管理者执行去技能化策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有利于美国在相对薄弱的社会技能条件上快速地实现工业化。然而国家介入的效应往往是复杂的,因为政治力量的应用既不必然遵循管理或劳动的逻辑,又绝不会事先就拥有关于自身行为结果的所有知识。自19世纪末开始,数次国家的介入的本意是为了增强工人的博弈力量并获得工人在政治上的支持,但未能预料的是这种支持反倒使得技能工人在劳动群体中被边缘化,从而丧失了独立的斗争席位。这一意外使得劳动与管理双方都放弃了对技能的追逐,反倒使得技能缺乏成为美国工业长期的短板;另一方面,由于工厂外集体政治运动的崛起,低成本的劳动力也并没有因为高度的去技能化而在美国工业经济中成为现实,技能问题依然通过“看不见的方式”向美国社会持续地索取成本。
德国:国家介入形成的双元体制
在德国生产模式演进过程中,国家自19世纪早期就积极介入,并较好地实现了管理权威和技能传统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是通过限制双方的选择空间来实现的,即一方面限制管理者去技能化的选择空间,另一方面限制工匠在控制工人入行和生产组织方面的权力。其技能供应的双元体制正是构筑在这样微妙的平衡之上的。
但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并非先知先觉的,政策制定者往往是在结构变动之后,及时地进行协调和制度调节。国家的动态调节,恰好双向约束了劳动与管理各自的行为空间,使得它们始终都无法彻底挤压另一方对生产过程的影响,从而很好地维持了管理权威与技能传统的平衡。这种平衡也使得德国工人在保持相对高的技能水平同时,并未因此在工资方面咄咄逼人:在欧盟主要国家内,德国工人工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是最低的;在80年代初期的危机中,德国的劳动者甚至集体同意接受降低工资的安排。
日本:劳动与管理双向锁定形成精益生产模式
在日本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和财阀较好地限制了传统工匠势力的影响;但由于技能的缺乏和战争对工业的迫切需求,管理者需要在技能供给上继续依赖人数上并不多的技能工人。1945年后,美国占领军改造日本社会的一系列举措,以及随着引发的社会冲突重构了日本企业立足的社会基础。作为社会权力调整的结果,日本企业内的技能工人与管理被“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等制度安排互相锁定在一起,并随之发展出有别于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生产模式来。
日本劳动-管理双方的斗争与合作实现了技能传统与管理权威的较好结合。劳动者在控制生产现场的同时,并没有要求在技能培训、收入分配上更大的主导权,因为他们的长期利益已经通过管理制度与企业捆绑在一起。劳动者常见的核心诉求,如雇佣安全与工资增长,已经被作为框架性条件在国家的强制协调下达成,不再需要双方的日常斗争来决定。管理者没有进一步执行去技能化的策略,也是因为他们只能通过投资主要雇员们的技能与经验来获得更大的收益。车间之外强有力的国家介入,是精益生产方式最重要的制度条件。
把社会关系和控制权争夺置于技能研究的核心
针对四个国家“劳动-管理-国家”关系的历史回顾回应了本文提出的三组关键命题。对技能及其传播的控制决定了技能工人影响生产过程和影响下层工人的能力,这使得技能成为现代工业经济历程中管理与劳动竞争的焦点。不同生产模式下的技能版图影响了工人对于斗争方式的选择,国家的介入成为实现劳动与管理双方平衡的必要条件。因此,技能的政治经济学需要关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并将之纳入劳工抗争、薪酬等问题的研究。
(一)被劳动与管理双方争夺的技能
在四个国家现代企业崛起的过程中,管理者都(曾经)有显著的动机去降低生产过程对技能的依赖,具体采用的策略包括对技能进行编码化和标准化,加强分工,发展机器设备和管理方法以嵌入并执行被编码的技能等。因此,现代企业和现代企业管理不仅仅是一个旨于实现人们协作的技术性工具,更是提供了一套基于信息、知识、任务和资源分发的社会控制工具。技能问题远不仅是人力资源问题,如果不把“劳动-管理”中的社会关系和控制权争夺置于研究的核心,那么通过对人力资源问题的研究是无法分析与技能相关问题的核心结构的。
(二)影响劳动者斗争方式选择的技能
除了对生产过程控制权的争夺,集体抗争也是劳动群体谋求利益的重要工具,去技能化必然会导致劳动群体在更大程度上依赖集体抗争手段。管理者凭借着在资本上的优势持续发展去技能化的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可以把劳动者完全踢出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版图。相反,只要生产过程还无法完全剔除工人,那么不论工人们的技能被如何“原子化”,他们依然可以通过跨行业跨企业的集体行动对复杂的工业协作体系形成巨大威胁。
(三)国家介入和对生产模式的塑造
国家的介入及其介入的效果在四个国家案例中都显得非常关键。国家一方面提供了劳动与管理双方竞争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国家的强制力是劳动与管理双方实现相对“和平”从而达成一定程度上协同的重要条件:劳动与管理双方都有着强烈扩张自身控制权的动机,这种动机一旦没有受到足够的制度约束就会转变为行动,以尝试改变原有格局,因此,劳动与管理双方的平衡,需要通过约束每一方的选择空间才能实现,这在德国和日本的案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转型期中国的技能问题
技能问题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在当今的转型期,技能问题已经变得非常敏感和重要。它成为我国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让劳动者实现技能增长并由此在劳动分配中实现稳步的收入增长既应当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同时也应当是解决潜在重要发展问题的举措。
当前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相关问题的重要性,但是这些举措更多还是在强调技能工人劳动报酬和在现行框架下对其政治地位的保障,还没有涉及通过调整企业治理结构来重塑劳动与管理之间的关系。国家将如何发展出合适的策略来更有效地介入劳动与管理的互动,以实现对生产模式更根本的调整,这依然是紧迫且艰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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