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10
东亚社会中的公民政治参与
本文梳理了政治学领域中关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实证研究的线索,并将其运用到东亚社会的政治、社会实践中。
文/王正绪 叶磊华
王正绪 复旦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叶磊华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本文梳理了政治学领域中关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实证研究的线索,并将其运用到东亚社会的政治、社会实践中。
关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各种理论
本文将遵循维巴、诺尔曼和金在温关于政治参与的定义,即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差不多都是为了直接影响政府官员的选拔过程和将要实施的政策而采取的合法活动”。
(一)社会经济地位(SES)模型
社会经济地位模型是解释政治参与的首要理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个人更倾向于参与政治。至于如何影响公民在政治参与上的差异,最直接的解释是教育提高并使公民具备了参与政治所需的知识、意识和能力。换言之,社会经济地位是这些态度(动机)和认知变量的代理变量。
另外一种起作用的解释是取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上的活跃度都是由个体身上其他因素所导致的结果。例如,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更加倾向于参政并参与到更多的活动中。不过,教育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仍存异议。
(二)政治和政府制度
当研究政治行为时,制度主义或制度方法通常强调政治和法律制度在决定公民行动和行为的重要性。在选举制度上,大多数的文献认为,相对于非比例代表制,比例代表制可以增加投票者的效能感和预期的投票收益,投票率显得更高。
在非民主制度中,研究选举的相关制度如何影响选举参与或许意义并不大。在选举民主不普及的地方,真正能起作用的政治参与大多数发生在选举之外的领域。公民社会组织被视为政治参与的重要制度和参与领域。在非民主政体中,这类组织是独立于还是依赖于国家而存,往往是决定参与的性质与模式的最重要变量。
此外,政治和政府机构的质量既影响政治参与的模式和质量,又反过来受其影响。
(三)政治文化和大众的价值观
文化主义更偏向于认为政治态度和公民价值观决定了政治行为。政治文化领域内的研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政治参与的主观感知上。相关学者认为个体不是直接对外界事物做出反应,而是需要通过一系列中介变量,或者价值观。这些导向和价值观来自于一个人的早期教育和社会化经历。
总体上看,尽管是通过不同的机制和在不同的层面上决定政治参与,文化和制度一定是同时在起作用的。政治行为是由结构和行动者内在心理-动机过程两方面因素所决定。研究者应该根据自己研究的层面、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具体的研究问题来选择合适的理论传统来提出自己的研究假设。
东亚社会的政治参与
根据以上这些研究政治参与的理论和视角,可以大致总结出一些要点:
首先,大多数的东亚社会仍然处于社会经济现代化和建设政治制度的过程中。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伴而来的是“社会动员”,即更多的社会群体被“带动”到政治参与过程中来。同时,教育和收入水平提高,带来公民的“认知动员”,即公民认识、分析政治与公共事务能力的增长。这两种“动员”机制都说明,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对一国的政治体系中提供足够政治参与机制的能力提出了挑战。
其次,东亚地区包含了多种政体。本文将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分为西式自由民主、西式选举民主、非西式民主三类。
最后,除了选举体制上的多样性,这一区域的政治在多个跟政治行为紧密相关的结构因素上也是千差万别。
实证分析
为了反映东亚社会政治参与情况,本部分将简单展示来自“亚洲晴雨表”的数据。
(一)关于多种参与方式的描述统计
表1第一行显示的是每个国家或地区中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参加了投票的公民的百分比,第二行则是在最近一次的选举中投票之外各种参与的比例。第三四行分别是近三年联系过政府官员或政府外有影响力的人的公民比例。
首先,本区域内的公民在选举领域的参与都比较积极。投票率在几乎所有社会(除了新加坡外)中都达到了70%之上。相较而言,参与了投票之外选举活动的比例则相对要低很多。这一现象可以由下述原因解释:从公民技能的角度,投票行为是最简单易行的活动,从而也是最常见的参与途径;而选举有关的各种活动需要更多的社会动员和社会资源,参与的人也相应地要少一些。
其次,在西式选举民主政体中,公民受访者更可能联系政府外有影响力的人而不是政府官员。在另外两组政体的国家或地区中,公民更多地还是联系政府官员。这大概是因为前者各种正式的制度还在建立和发展之中,公民接触政治、政府机构的各种渠道和方式还未实现良好的制度化。
最后,新加坡和越南则是两个例外。至于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情况只能由具体国家的个案研究得到回答。
表2显示了教育和三种不同参与形式的关系。就选举类参与而言,只有菲律宾的数据显示公民的教育水平与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之间有正相关性。但是,在非选举参与中,教育却表现出了应有的效果。教育水平高的公民往往更积极或更善于与政府官员以及政府外的精英发生联系。而泰国和越南的数据却有所例外。
因此,教育没有对选举参与直接起作用,但却提高了人们联系官员和非官员的频率。教育有可能只是夹在社会资源(网络)和政治参与之间的一个中间变量。
(二)多元回归分析
现在用多元回归分析来简要检验前文相关实证理论。因变量是选举参与和一个人联系政府官员、非政府人士的行为。自变量包括常规的人口结构、社会经济资源和地位变量,政治文化模型和政治-政府机构。
根据表3,除中国大陆外,男性、岁数大、经济条件优越的人更加有可能参与到选举相关的活动中来。传统社会价值观在选举民主和非民主社会中增加了公民参与选举的动力,而在西式自由民主社会中则没有。公民对于多种政治和政府机构的评价的效果则不一。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因果方向不应该视为单向的。
在中国大陆样本中,除了在政府的响应度上,则没有观察到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显著统计关系。
在表4中,因变量是公民进行非选举性参与的活跃程度;自变量包括个人特征、政治价值观、公民对政府质量的评价。除了在非西式民主社会之外,男性、教育水平高的公民参与程度都明显很高。但除此之外的其他变量的影响似乎并不明显。在非民主社会中,那些家庭经济情况较好的人更加积极联系政府官员或非政府官员;同时,联系性参与和政府响应度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中国的情况很有意思。与表3相比,表4中非选举类的参与对于中国的公民确实包含特殊含义,因此诸如年龄、教育等变量和联系类的参与关系很显著。在表4中,两种文化变量(传统社会观念和自由民主价值观)和政治参与都没有显示出显著效果。还有,回归分析显示教育的多面性:教育对非选举类(联系性)的参与有显著的效果,但是对选举类参与却无关。
研究议程和结论
对于政治参与的研究需要花大精力来对有关概念加以辨析、区分、界定,同时在方法上进行积极地拓展。
首先,对于多种政治参与的定义仍是一大挑战。
其次,伴随新技术发展而出现了新参与模式,有关研究也蓬勃兴起,对西方学术界的一些规范性的论述已经开始提出了新的挑战。
最后,政治参与的研究必须置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心理动机因素等共同起作用的复杂机制中。
本文原载于《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1期。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